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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紀神在中國教會的作為── 摧毀與重建
廿世紀神在中國教會的作為─ 摧毀與重建
趙天恩
本文為趙天恩牧師在第四屆中國學人培訓營（達拉斯，1999年12月25-31日）及美中基督徒冬令會（芝加哥，1999年12月26-30日）的專題講稿。
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百年來中國教會史的細節，而是嘗試從信仰的觀點來詮釋教會歷史；換言之，就是從宣教史的角度與基督徒的眼光來看這一百年來的基督教在華史，我們能否從其中看見神如何在中國展開祂的作為？我們可否從其中學到宣教與屬靈的功課，並且可以運用在下個世紀？雖然這些看法可能有些冒險，也難免個人的主觀，或遭人非議，但我認為研究歷史一方面要從橫面的歷史發展來看，另一方面還要從神的救贖的角度來看，二者對焦下往往出現關鍵的歷史時刻。以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百年來教會發展，就會發現很多歷史上的關鍵時刻與重要分水嶺。
我採取這個研究方法，將過去這一百年劃分為八個關鍵階段，探討神在中國歷史中所做的摧毀工作，以及在祂的子民、祂的教會中所做的屬靈重建工作。
一、帝制的崩潰，與中國教會的誕生 (1900-1919)
戊戌變法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庚子拳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潰，建立民國政權，這是滿清帝國崩潰的時期。其實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1895）之後，大清帝國就已經進入盡頭了。義和團戰敗之後，中國官紳、百姓長久以來「唯我獨尊、天下第一大國」的觀念開始動搖，承認中國武力不如西方，甚至連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不如洋人，因此謙卑地轉向外國人學習。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義和團事件之後，中國人的觀念開始重大的轉變，從原先的排外，到開放、甚至傾向崇洋，而對西方開放之際，也連帶地對基督教採取開放的態度。
帝制崩潰給中國帶來新的開放空間，教會在這種情勢之下興起；實施民主政權的新中國，使得政教關係改變。這個政教關係的變化，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為傳統政權是以政治掛帥，舉凡人民的思想、宗教，都要在政治的管轄之下，在此意識形態之下，順服政權的儒家體制被奉為官方正統，宗教方面，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民間宗教都被稱為邪教，成為打擊的對象。後來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是延續或者說恢復了帝制時代的「政權」管理「宗教」的路線。但當時在辛亥革命之後，這種體制曾經暫時中止，政教分離了一段短暫的黃金時期，「政權」不再管理「宗教」，官方不再主導人民的思想路線，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意識形態，信教、傳教也有相當的自由。
辛亥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和他領導的革命黨帶來了獨立民主的精神。然而孫文所倡導的革命思想是反清、排外，打倒清朝、排除帝國主義侵略的獨立運動；獨立於滿清，獨立於西方列強的侵略，是屬於漢族民族主義的革命，這個獨立精神影響了中國教會，使之產生教會自立運動，從1906年開始，這個運動促成在上海、浙江、河南等地發展了許多自立教會，後改名為「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到1949年左右至少建立了四百間自立教會。今日家庭教會在浙江、河南兩省非常興旺，原因之一就是自立會的背景及其影響。
帝制崩潰的前後二十年間（1900-1920），可說是中國宣教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920年之後雖然仍有成長，速度就減緩下來。這時期教會的復興現象，可從基督教堂會增加、基督徒人口數增長與傳道人數目增長的統計數字得到證明：以堂會增加來看，1890年代基督教堂會才五百多間，佈道所九百多間，辛亥革命之後，會堂增加到三千多間，佈道所增至六千多間 1；以基督徒人口數來看，從1890年三萬餘人增長到1920年的卅六萬餘人 2；若以傳道人增加比例來看，中國男、女傳道人數從1890年的一千多人增至1920年的一萬多人，也是整整增加了十倍 3。1920年之後，非基運動興起，增長速度才緩慢下來。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由於政治體制的改變、開放環境的出現，使福音得以廣傳，教會得以建立。
原本西方差會各宗派之間是各自為政的，1914年「中華續行委辦會」成立了「全國佈道委員會」，促成各差會間的合作策略，福音工作有了很好的成績。受到自立會精神的影響，「長老會閩南大會」在華南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植堂，浙江、河南出現自立教會，華北青島、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興起了「中華基督教會」，都是由中國基督徒自辦的獨立教會。1910-1920年期間，可說是中國教會的誕生時期。
十九世紀教會的建立是以西方差會為主，在經濟、人力、思想等，皆倚仗西方差會，百分之八十八點五的傳道人薪資是由西差會供給的。辛亥革命後，北京協和醫院創辦人、也是倫敦會的資深宣教士柯湯姆（Thomas Cochrane）領導全國的各西差會與中國教會共同成立「中國基督教會聯盟」，其中各省縣的中外代表各佔一半，打算組成合一的中國教會，共同配搭福音事工。可惜的是1913年，由約翰慕德（John R. Mott）領導的愛丁堡大會的「續行委辦會」組成「中華續行委辦會」取代了由西方宣教士和中國牧師自發組成的「聯盟」，這是很遺憾的。換句話說，外來的經濟、教會組織參與中國事工，可以有效地取代本地教會自行發展途徑，同樣地，日後大陸一旦開放，外來組織、經濟、人才等，也可能取代目前家庭教會所建立的教會組織，屆時連三自會也難自保。我們從這段歷史中可以學到什麼功課呢？我們對本地教會的自主權抱持什麼態度呢？如何尊重本地教會的自主權呢？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910-1920年間，有少數基督徒參政，例如王正廷等，但因人數少，信仰缺乏神學基礎，思想深度也有限，所以當時雖有參政的機會，影響卻不大。將來中國大陸完全開放的時候，基督徒要不要參政？還是採取閉關自守的態度？讓非基督徒去關心國家政治，我們基督徒關著門來靈修？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二、傳統儒家價值觀的瓦解，非基運動的壓力與基督教本色化問題的探索 (1919-1927)
第二階段是從五四運動到國共分裂的時期，這是中國思想最受衝擊的階段，同時也是知識份子享有高度自由的精華時期，可惜只有短短地不到十年的時間，如果研究中國思想史，會發現這段期間思想作品的豐富，是很值得研究的。五四運動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革命，儒家價值觀被西方啟蒙時代所興起的唯理性主義所取代。
「五四」健將強調的是科學與民主，他們接受西方自由與民主的思潮，卻拒絕接受西方文化的內在精華－－超自然的基督教。士大夫改頭換面接受西方知識之後，仍以儒家的理性主義為基礎，吸收西方的理性主義；一方面拒絕中國舊有傳統制度，另一方面從理性科學角度拒絕基督教。1920-21年的「宗教大辯論」即可以呈現這種拒絕宗教的現象，當然知識份子對宗教的看法是：「新世紀不需要宗教，新中國不需要宗教」，於是把宗教踢出學府。如果你有機會參觀德、法等歐洲任何大學，你會發現第一個學院就是神學院，在日本、韓國的大學裡也有神學院，唯獨中國大學中沒有神學院（包括台灣）。1925年後，國共合作期間，即將宗教、神學從知識界的領域驅逐出去。這是五四帶來很嚴重的錯誤。
從1919年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間，中國把自已關在純理性的牢籠裡，從科學、理性角度否定基督教，二○年代起，又從馬列主義的角度否定基督教，指責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文化侵略等等，其後果是產生無神論、唯理性的價值觀，影響至今。今天中國的青年人所接受的就是受那時影響的人所制定的唯物論、進化論、無神論的教育體制。八十年後，不良的影響已經逐漸呈現。當一個國家把上帝置之度外的時候，對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倫理道德的負面影響是很嚴重的。
在無神論與唯理性的衝擊中，教會界興起了一批護教的知識份子，例如：趙紫宸、劉廷芳、吳雷川等等，然而這些人雖有知識水平可以與無神論者對話，卻無正統的神學基礎，有些人幾乎連信仰也有問題。但當時信仰純正的基要派人士並不理會政治的發展、思想界的辯論，關在教會裡傳道。基要派裡反神學的情操一直蔓延到1970年代，港、台才有一批人從海外回來重建神學教育。
所以提倡本色教會的人，沒有產生本色教會的成果；不討論本色教會的，卻產生了本色教會，如耶穌教自立會、真耶穌教、小群教會等，但卻仍缺乏開闊的世界觀與教會觀。在這期間，有許多教會在非基運動要求教會本色化的壓力下聯合，如1927年有十六個改革宗教派所組成的「中華基督教會」，在不討論信仰區別的原則下成立，可惜他們沒有足夠時間發展全國合一的教會或合乎聖經的本色化神學。
三、國共分裂，與中國教會的重建(1927-1937)
第三階段是從國共分裂之後到對日抗戰之間。當1927年國共分裂，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後，在國民黨統轄區內停止了非基督教運動，因為非基督教運動的背後主要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強力支持的；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左派份子也曾參與打擊教會。分裂後的國民黨政府走的是多元思想路線，與共產黨清一色的馬列主義不同，所以國民黨統治地區的教會，享受了十年平靜的日子，但在江西的紅區教會遭到了逼迫。
非基運動之後的教會非常沮喪，當時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為了重振教會，展開了五年靈命復興運動，目的是倍加人數與靈命更新。同時上帝也興起了一些中國本土的佈道家、奮興家，如：計志文、宋尚節、倪柝聲、趙世光、王明道等，皆是當時的遊行佈道者，他們的屬靈影響使得中國教會在中日戰爭期間，得到一些屬靈的供應來面對當時的困境。計志文、趙世光是佈道家，宋尚節、王明道是奮興家，宋不但在中國事奉，也去南洋佈道、奮興。加上倪柝聲強調追求靈命，王明道強調生活見證。這些屬靈的牧者為福音派累積了屬靈復興的基礎，使受苦的教會可以抵制環境帶來的創傷，經得起戰亂的苦難。各大宗派的教會也成立了跨國宗派教會，如中華聖公會、中華衛理會、中華浸信會等。
這段時期中國教會在神學教育、醫療事工、慈善事業、普及教育及出版事工方面都有所建樹。如1934年的《神學院調查報告》和1935年《普天頌讚》的出版都可代表當時教會的成就。
四、外患內戰，與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的成長 (1937-1949)
八年對日抗戰之後，接著四年的內戰，是中國外患內戰的時期，教會經歷了相當大的苦難，很多人逃亡西部，隨著國民政府遷移四川重慶、昆明等地，大多數的西方宣教士，特別是美籍宣教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得不離開中國，因此中國教會不僅在經濟上匱乏，同時也失去成熟宣教士的帶領，這段時間外來資援都停頓了，中國教會不得不仰望神，負起牧養及傳福音的重任，他們雖然走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但總體來說，戰爭期間中國信徒人數並未下降：1932年有四十八萬信徒，抗戰前夕（1936）有五十六萬人，十三年之後（1949），又從五十六萬增加到八十三萬。當我第一次見到這些數字時，印象非常深刻，感受到外在的苦難並沒有使教會停止發展，雖然外來經援中斷，宣教士離開，禮拜堂被炸毀，但信徒的人數卻沒有減少。這種現象在後來共產黨統治大陸時期，基督徒受到極大的困苦，信主人數不減反增的情形，仍是相同的。
這時期百姓對基督教的形象有了一些轉變。從1920年代，在馬列主義者不斷地宣傳、打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文化侵略者的負面形象轉向更正面的形象，因為在抗戰時期，中國基督徒參與許多社會慈善工作，慰勞傷兵，照顧貧困、孤兒等等，使基督教令國人耳目一新，自然去除了對教會固有的成見。這說明了教會不單是要傳福音，也要參與社會營造，因為一般人要看到實際上基督徒為社會做了什麼。因此今天在海外教會或來日的中國大陸教會，要留心參與社會福利的建造，如醫療、教育、殘障服務等等。當國家有難時，更是投入的好機會，福音就隨著慈善的腳步傳開了。
戰後中國很亂，教會裡也發生了神學上的分裂，從1920年始，美國的基要派、自由派的神學衝突蔓延到全中國，致使原在中國的大宗派、大教會（例如美南長老會、美北長老會、公理會、聖公會、浸信會、信義會等）都分裂成自由派和基要派。在1940年代，大專學生工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衝突，基督徒學運（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早期是福音派的，這時信仰出了問題，走向新；SCM 和青年會（YMCA）成為共產黨滲透的對象，因此大多數三自會的高層人員如李儲文等，過去都在學運或青年會工作，實際上暗中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替共產黨宣傳。當時由艾得理（David Adeney）、趙君影所組成的福音派「中國基督教學聯」，在大專學生工作上與新派的學運發生了劇烈的衝突。今天我們從結果來看，「新派」學運留下了什麼？我找不出顯著的正面痕跡。但當年的「學聯」產生了一大批大專學生的奉獻者日後投入中國宣教的禾場，例如：西北靈工團，他們從上海一直往西北部傳福音，打開了福音的門戶，建立了教會。「基督教學聯」後來也影響台灣校園團契的發展。
1940年代的教會傳道人、教會領袖、知識份子等，對政治、思想界的了解有限，導致中共建政後，大批傳道人在壓力下崩潰了。因為他們對中國政治、歷史、哲學思想等缺乏認識，這說明未來的中國傳道人不但要熟識聖經，要有屬靈操練，也要認識歷史的動態。
五、無神論政權的興起，與有形教會的摧毀 (1949-1966)
神允許蔣介石失敗、毛澤東成功，允許中國建立無神論、極權政府，以馬列為意識型態，以無神論抵制有神論，這不是說神支持這些理論與政權，而是神允許這個歷史的發展有祂的美意。當時是看不見的，但五十年後的今天，回顧歷史時，我們才看見神對中國教會的心意。
1950年7月，中共政府藉著支持政府的吳耀宗等領袖發動「三自革新運動」，並發表「愛國宣言」，強調中國基督教若要在新中國生存，就必須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與海外教會（帝國主義）劃清界線，這個文件在1951年7月28日公布後，要求所有傳道、信徒簽署，以表「愛國」，不然則被列為「反動」。接著1951年5月又在北京召開「控訴大會」，即控訴一切反對過共產黨的宣教士、中國牧師，或是與蔣介石政府有關係者，都被列入打擊對象。所以教會的領導都要學會控訴，控訴與他們共事卅多年的老同工；不會控訴的，黨可以教你，控訴成功者可以加入三自會。在經過簽名、控訴、加入三自的三種壓力下，有五千多位的傳道人幾乎都妥協了，到了1953年已有四十多萬人簽名，教牧名單都刊登在《天風》上。
至於天主教方面， 1951年在成都也召開控訴大會，一位神父被要求控訴他的主教，這位神父經過徹夜的禱告後，次日在控訴大上說：「各位父老，你們要我控訴我的主教，我作不到。今天你們要我控訴主教，明天可能會要我控訴教宗，後天可能要我控訴我的主耶穌基督……，我只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我將身體獻給國家，我將靈魂獻給主。」天主教中有能講這般話的神父，基督教中還找不到說得出這種話的人！只有少數如王明道、林獻羔等人，在壓力下不妥協，但絕大多數在壓力與恐懼下降服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缺少對政治意識型態的認識，缺少足夠的屬靈操練。基督教的神學教育裡，缺少培育哲學、歷史素養的過程，天主教的耶穌會神父卻經過二年屬靈操練、二年哲學、四年神學、三年的宣教或教書等的基礎操練，由此看來，五十年代教會的失敗，也反映了中國基督教傳統神學教育的薄弱。今日大陸所興起的家庭教會很注重禱告，早上五點起來禱告二小時，睡前一小時，但對政治、社會動態也是一概不知，不讀報、不聽新聞，就是有一顆受苦的心志，似乎是等著挨打，「殉道精神」似乎很好，但其實這種態度並不健全。最近家庭教會已開始認知到這種狹窄的觀點對他們不利，所以願意將被打、被捕、被逼迫的遭遇公諸於世，讓全世界都曉得中共如何迫害傳福音的使者。
但是當時受不了官方壓力而妥協加入三自會的人，經過反胡風運動（1956）、反右運動（1957）、大躍進（1958）等政治運動，即便接受「改造教育」的教牧人員，最後還是被逼離開聖職，下放工廠勞動，有的被迫去勞改廠，有的傳道人說「我奉獻傳道，一生不離開教會」，但結果被派去照顧教會「墳場」！經過「教會大聯合」（1958-59），上海原有二百多間教會，合併變成八間；北京則從六十六間教會變成四間，東西南北城各一間。就這樣有形的宗派教會和本色教會都被摧毀了。
我對這段歷史十分有感觸，我發現「懼怕」在撒旦手中是非常有利的武器。傳道人也好、信徒也好，在壓力下會懼怕、妥協，賣主、賣友，這些人最後熬過來，改革開放以後卻變得無「道」可傳，因為賣主太久，賣友太多。要勝過懼怕，最好的方法是，就是通過屬靈操練，接受「與主一同受苦、同死、同復活」的聖經教導，並且實踐出來，這樣就能夠勝過「懼怕」、就能得自由、就有路可走了。這是我們從五○年代的歷史可以學到的屬靈功課。
1958年後，多數信徒在家裡聚會，大城市雖有些三自「窗口」教會，但沒什麼信息可聽，所以信徒不願前往。當時信徒所面臨的問題是禮拜堂被佔據了，牧師被下放了，教士被趕走了，津貼沒了，神學院停辦了，基督教出版社被迫關門了，一切外在的資助全沒了，還怎能繼續傳道、過教會生活呢？於是很多人離開教會，也有人在工作單位的壓力下不敢信了。但仍有一部分基督徒在家裡聚會，彼此鼓勵，他們發現只要是重生得救的，有聖靈在心中，就有恩賜可以發揮，就可以彼此服事，就有屬靈團契，就可以帶人信主；同時也發現，沒有外在的經濟資助、沒有有形的教會組織，沒有教堂硬體，本為基督身體的教會仍然可以存在，聖工仍然可以進行。現在家庭教會好像什麼都沒有，但發展卻很快；海外教會好像什麼都不缺，卻發展得很慢。
真正有效的宣教，是靈裡的準備，是受苦的心志，是靠聖靈所帶來恩賜的發揮；至於外在資源的恩典，有固然好，沒有也可以。如果總要抓住這些外在資助，必定寸步難行。外在有形教會的摧毀，卻帶來了教會內在的更新，這是當時中國教會想像不到的恩典！
六、文革十年的苦難與中國教會的轉化 (1966-1976)
文革十年帶給全中國百姓極大苦難，基督徒們也遭到極大的逼迫，甚至受到是否要「否認主」的逼迫。有一個青年，在文革時期被活埋至頸部，紅衛兵拿槍抵住他，問他「你還信不信？你若說不信，我就把你挖出來；若再說信，就用子彈叫你腦袋開花」，青年人卻說「耶穌為我死，我為他活，怎能不信呢？」；紅衛兵被他的信心嚇一跳，就把他從土裡挖出來，放他走了。
基督徒受歧視、被拒絕，被批鬥、下放、坐監、為世界所恨，甚至他們的孩子在上學途中遭人吐口水，受凌辱，但這些經歷卻改變了中國教會。若說五○年代是教會組織的摧毀，六○年代則可說是屬靈觀的操練，信徒靈命的重建，這不是人所能成就的！誰也不想經歷這些苦難，是神准許大環境的逼迫，讓人經歷苦難的洗禮。堅定信仰的人，經過神的改造，成為一個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放棄信仰的人，他們走回「世界」去。今天中國興起的家庭教會，就是這批堅守信仰的人，他們經歷神話語的真實，起來傳福音，領人信主，開始明白與主同死、同復活的意義，開始經歷聖靈的安慰與能力，中國信徒如此經歷了生命的轉化和改變。從苦難的坩鍋裡興起了一批新的傳道人，建立了一大群新的神國子民，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國教會。
文革後期，先是林、毛衝突，後有四人幫與周恩來的衝突，上面在吵鬧，忙著爭權力；下面有些空間給信徒傳福音，教會也就在這種情形下發展起來。在國際方面，美國原被視為頭號敵人，東北烏蘇里河事件後，中蘇關係惡化，中美關係有所進展，尼克森訪華，時局轉變，繼而中國改革開放，美國卡特總統訪華，中美建交。這一系列的發展，是人所能計劃的嗎？是毛澤東策劃的嗎？是周恩來想出來的嗎？是尼克森的妙計嗎？都不是！是神扭轉歷史，事就這樣成了！因為神要在中華大地興起祂的教會。
七、改革開放、信仰危機，與新興教會的發展 (1976-1989)
1976年周、毛、朱相繼逝世，使中國進入新的時代。1976-79三年間是華國鋒時代，所謂「你做事，我放心！」仍是毛澤東革命的延伸，所以嚴格說來，文革時期應該加上這三年。1978年12月，十一大三中全之後，1979年才真正地進入改革開放時期。1979-89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1989-99年是第二個十年，這二十年來在經濟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同時也帶給中國社會相當大的變化。
中國從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革命，轉變為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鄧提倡「社會主義初階論」，認為中國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在這過程中，中央計劃經濟制度逐漸崩潰，採行市場經濟，實際上骨子裡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改革開放的前十年，中國恢復「人民有信教的自由」的政策，使信徒可以在已登記的三自教會公開崇拜，家庭教會從隱藏的地位浮現檯上，雖仍受逼迫，卻將福音傳遍了中國。
多次的政治運動使中國百姓產生了信仰危機，他們對馬列主義失去信念，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失去信心。反而對福音開放，經歷文革創傷的人，心靈對福音更是開放，包括很多「老三屆」的人，他們在國內或國外聽到福音後就很快就信主了，這些人在心靈深處有許多傷痕，誰能醫治他們呢？只有基督！1979-1989年期間，福音在沿海地區大爆炸，福建、浙江、山東等地，華中地區河南、湖南等地。還有許多福音使者上山下鄉，去全國各地傳福音，連西藏都有他們的足跡。
1982年中共中央頒布「十九號文件」（宗教政策），次年在「嚴厲打擊犯罪運動」中向基督教界展開大逼迫，公安各地抓人，信徒四處逃竄，從河南逃往山西、陝西、安徽、山東等地，福音就像野火燎原般傳開了，轟轟烈烈，神蹟奇事也追隨他們。正在開荒佈道的時期，神蹟奇事多得不得了。神在八○年代藉著外在開放的環境，內在人們心靈的需要，信徒的火熱，展開了教會復興和開荒佈道的福音工作。1979-89年，也可以說是開荒佈道的十年，雖遭逼迫、壓力，福音仍不斷拓展，另一方面三自會也在1979年興起，對外開放而逐漸發展。
八、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瓦解，與中國教會的擴展 (1989-1999)
1989年到1999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因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使得當代知識份子對福音開放。中國民主運動從1976年的「四五運動」，到1978-79年西單民主牆，到1986年的合肥學潮，到1989年的六四民運，中國知識份子力求在社會主義體制內尋求民主改革，其中包括許多高幹子弟。但「六四」之後，中國知識份子不再對體制內的改革抱持幻想，他們走個人主義的道路，留洋的，賺錢的，尋求肉體金錢享受，幾乎放棄了傳統知識份子「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胸懷，因為他們灰心失望，覺得無能為力，這是中國的悲哀。
從福音的角度來看，「六四事件」使人們看見當局軍事鎮壓殘忍的手段，不但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對中國傳統五千年文化也提出了質疑－－向來自豪「禮義之邦」的中國，竟如此殘忍？我們的文化中難道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阻止這般「不義」的事發生嗎？
中國文化自孔子之後，形成人文倫理與自我體現為主的文化根本。從「五四」（1919）到「六四」（1989）期間的中國知識份子，同樣是靠自己的理性來創造文化、創造理想的新世界，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六四」之後，知識份子承認了「理性的局限性」，開始思考上帝存在的問題，所以「六四」之後知識份子在國內、海外信主的很多，不再提「反宗教、反帝國主義」，轉而思考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有何貢獻？基督教在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我在北京遇到一位教授，他說，1985年全中國只有北大、南京大學開設基督教相關課程，現在已有二百六十多家大學開設關於基督教研究的課程。雖然大學裡還沒有正式的基督教神學系所，但有很多文史哲老師們在研究基督教。今年夏天我在洛杉磯參加第四屆「基督教與中國學術會議」，一位在教倫理學的教授，公開地說：「我們的革命倫理現在使不上勁兒，若要實行真正有效的倫理，我們要考慮基督教！」他還不是信徒，是個對基督教有興趣的知識份子，正在考慮中國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可能性。他們代表一個重要關鍵性的轉變，說明今天知識份子的心靈向福音敞開了大門。
1989年後的十年可說是第二個福音黃金時期，無論在城市、農村，福音快速地傳開。「六四」慘案，使人民的心靈向福音敞開，知識份子也謙卑地來到上帝面前，雖然目前仍有逼迫，特別是1996年以來的嚴打，中共制定一系列的法規，要求家庭教會登記、加入三自，但家庭教會已經站穩腳步，大多數為主、為傳福音而堅持不登記的立場，福音仍舊傳遍了中華大地。現在中國教會已從開荒佈道進入牧養階段，「工人訓練」是最需要的，中國教會普遍呈現「羊在找牧人」的現象，你願意考慮去牧養他們嗎？從前西國的宣教士離鄉背井到中國，冒著生命的危險傳福音，十幾廿年才能帶領幾個人信主，現在上帝為中國敞開了大門，成千上萬的人預備接受福音，等著你去傳講明白，許多已經奉獻的傳道人等著接受培訓，這樣的機會就擺在眼前，難到我們看不見它的重要性嗎？看不到上帝的作為嗎？
結論：上帝的作為──摧毀與重建
上帝在廿世紀對中國與教會作了驚天動地的摧毀工作，目的是要使祂的天國降臨在中華大地，建立合祂心意的教會。過去廿年，神已經開始興建祂的教會，面臨廿一世紀，中國教會仍有很多很大的挑戰，有組織的教會就面臨政治登記的壓力，不登記就被視為「邪教」，成為政府打擊的對象。教會內又有「異端」的攪擾，如「東方閃電」等等。罰款造成家庭教會經濟的壓力，教會中訓練有素的人才嚴重缺乏……，但福音事工仍不斷發展。
如果五到十年後，中國在意識形態的控制方面開放了，可以自由組織教會，開辦神學院，我們在神學裝備、人力方面有足夠的資源，應付大批需要嗎？如果那時可以在中國辦神學院，登報招生時，有多少人會報名了嗎？若中國政治開放了，可以自由從政，基督徒中有沒有足夠可擔當重任的政治家從政？若中國教育開放了，基督徒有無能力成立各級學校？過去西教士曾建立了近三百所中學，十三所大學，六百多家醫療中心。如果今天中國政府向教會界開放，我們能為中國貢獻什麼？我們當如何為即將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作出因應的準備？
我有一個心願，2007年能在「天安門廣場」慶祝基督教來華二百週年紀念，我希望那時能在中國創辦一所適合大專畢業生就讀的神學院，能為各地區、各省的神學院訓練師資。你願投入這個偉大的屬靈工程嗎？
現在我們的處境就是在福音的第二個黃金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00到1919的「五四」，當時的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沒能站起來，不能扶起國家、教會重任，失去了那時的改造機會。今日我們所面臨的時代是第二個福音黃金時期，我們要緊緊抓住這個機會，推動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中國文化基督化的三大使命。
1 參閱趙天恩、莊婉芳，〈中國教會逐年增長比較表〉，《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 北：中福出版社，1997，導論xxxiii。
2 〈中國基督徒（教友）逐年增加比照表〉，前引書，導論xxxi。
3 〈基督教在華宣教士及華籍傳道人逐年增加比較表〉，前引書，導論xxxii。
(本文擇自 中國與福音月刊35期)
迎接九七•七一，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之新紀元
近代的基督宗教與中國的接觸
傳說使徒多馬曾到過中國傳福音。不管事實如何，至少由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聶斯脫利派之傳教士來長安建立「景教」開始，基督宗教在中國傳佈的方式與策略和近代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並非沒有內在的衝突，但在早期傳教士謙恭卑微的態度下，尚不至發生大亂子。在鴉片戰爭之後,，基督宗教無論在傳教拓展各方面均遭受到了前所未見的困難。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什麼道理？是福音的預工原本便具有的困難，還是中國不適合基督宗教，是塊「硬土」？現在看來，恐怕最大的原因應該是當時基督宗教的傳佈者、信仰者與近代影響中國甚劇的帝國主義侵華野心與其產物：不平等條約之間割不斷撇不清的干係所致！
我們以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宣教士為例。馬禮遜1807年進入中國，1809年即被從事對華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更於1816年被任為英國使臣阿美士德的翻譯官，1834年接受了任命為副領事的職位。關於英國將鴉片販賣給中國的政策與行徑，馬禮遜沒有任何理由不知道。當然他的錯誤不在他服職於東印度公司或使館，但是他的生前（於鴉片戰爭前1834年逝世於廣州）並無任何對英國販賣鴉片的作法不當，發出先知性的反省與批判言論的事實，則大大失去他的基督徒立場！
在馬禮遜傳教的時代，中國還是禁教的，宣教士不得不依附在公司，以職工的身份來華「非法」宣教。但鴉片戰爭打下來，開了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之後，接連戰爭後的條約裡，都有傳教士參與制訂條約，並在其中加入傳教條款，以便更加深入內地「合法」傳教。於是有傳教士改變了先前明、清時代傳教的謙遜作風，以種族優越感的意識傳教。他們企圖以「西方基督宗教」的面貌（請注意，這些傳教士心目中的基督宗教面貌充其量不過是西方傳教士的想法，不代表基督我們的上帝要加在中國領土的主張），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更藉不平等條約與武力保障粗暴地干涉內政，遂引發一連串的嚴重教案。這些教案的後果是西方更因此作為侵略中國的合理化藉口，進一步更深更狠地強取豪奪、瓜分中國。
雖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教案的發生，但都不致於像上述時期在範圍、深度上的嚴重！而且，這些教案的發生時機有明顯的高峰期：1844年、1862年、1874年、1884年、1895年與1900年，都對照到中國（請注意，包含台灣省）受到外國勢力欺壓侮辱的最高峰：1842南京條約的簽訂（開端）到1844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日美侵臺、中法戰爭、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雖然教案發生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也可能是中國人民因面抗壓迫，而起的的民族仇恨與排外行為錯加在當時所見洋人比例最多的機關團體（教會）而不是基督宗教豐富的、具有真實、美善生命力的內涵本身被排斥，但是基督宗教在中國自此被加上了「洋教」、「船堅砲利保障下的強制信仰」，甚至「為西方帝國主義服務」等的稱號，卻是至今仍為大眾所認定的事實！既使如此，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傳教士挺身而出，向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發出譴責之聲，因鴉片戰爭為英國感到羞恥，甚至宣布放棄領事裁判權，發生教案時不向中國求償也不向母國伸張者。這當中最有名的代表乃是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宣教士（JamesHudson Taylor）。但追根究柢地看，基督宗教與中國國難的來源族群的高度相關與重疊性，增加了在中國傳教的難度。
鴉片戰爭vs近代中國
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已經愈來愈難體會到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迫害之深與壓榨之狠的情境。學界高舉後現代、後殖民理論，認定民族主義已落後過時；政治圈分離主義、台獨獨台主張充斥；教會界唯恐挑起仇恨、反教情緒，而對相關的中國近代以來的基督宗教宣教史也採取幾乎不加聞問的政策。就連因為「聯考要考」而最清楚的中學生也身陷於一連串條約、賠償金額數字與事件之中難以自拔。總之，大家在教外建立了教內共識「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但是，我們做為基督徒，尤其是近代的中國基督徒，更應該學習到前人留下的教訓：不應光是興奮於傳教範圍、人數、「果效」、氣勢的利我因素，而不好好地處理文化與社會的問題。若是使全人口50％的「入教」（請注意，入教不代表在主前的得救）的可能因素或手段會帶來另外50%因而跌倒不信，我們相信愛我們的主不會贊同我們這麼做的：因為祂會為失去一隻羊而放下另外的「九十九」隻，去找尋失去的那「一」隻羊，何況在中國當時基督徒人口是那樣的相對少數！
以近代中國國難的開端鴉片戰爭為例。英國政府為了打破進不了中國國民經濟市場的境況，以不道德的手段：販賣鴉片，並拒絕承認中國有拒絕進口鴉片的權力而將禁煙事件解釋為「妨礙公平貿易」，進而出兵中國。在1820年與1826年，中國的白銀雖然是入超的狀況可是卻不斷減少，終至1830年成為出超白銀3,887,972兩，且於1833年達到出超4,340,589兩。在鴉片消費激增額方面，由1816年的4,084,000銀元，激增至1837年的19,814,000銀元。表二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4,420箱，暴增至1835-1838年的35,445箱；同時英印政府的鴉片收入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6,530,564銀元，增至1835-1838年的14,435,250銀元。這樣卑鄙惡狠很地強取豪奪，乃是建立在對中國人民生存權的極度漠視上，與現今動不動強調人權的面貌相差不只千萬里！對已被踐踏在地的民族自尊心來說，將無處、無法宣洩的憤恨傾洩在舉目所見的外來族群事務、族群上，與現在仍有許多民族知識份子排拒基督宗教是當然而可理解的結果（這並不是說明教案發生的合理性）！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了。雖然不能將所有的屈辱全然怪罪洋人而無視於自己政府的腐敗無能，基督宗教和近代中國國難的結合卻在此始作俑者，使得基督宗教、中國的文化涵化過程除了家族和教會的個人主義式的傳佈衝突尚未獲得解決又再加上了國家政治體系與教會屬國的政治、武力對抗而激起的對教會、信仰的民族主義揚棄。這樣錯綜複雜的意識糾葛，不但致使中國幾代的民族士紳、知識份子對基督宗教美善的深刻內涵無感與忽視，更進而以「洋」字號灌在「教」上，以各樣方式在各個時代反制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佈與拓展。
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絕不能輕易地以「敵基督」來看待這些反教的士紳、知識份子、政黨甚至人民！要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為「洋教」的面貌，我們必須回到原點，柔順謙卑地在上帝和人民面前，靠著祂的力量悔改、逐一解決我們早就該解決的問題。
迎接九七•七一，邁向中國苦難的終結和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之新紀元
從香港被英政府強佔到現在一百五十餘年，中國經歷了許多苦難：被瓜分、強佔而被迫領土分裂，自尊心甚至在站起來之後仍不大健康！統治者也被只片面認識到基督宗教而未全面認識基督的無神論者取代了。對於中國，尤其對於在台灣的基督徒來說，不應該一味認定這是災難。反而要認識到上帝對我們的教訓和警惕，真正實現主要我們「盡心、盡力、盡義愛主我們的上帝，其餘（指人）也相仿」的最大誡命才是。
現在一九九七的七月一日來臨，香港要回到我們中國的家園了。我們在主裡深深盼望這是咱們中國與中國教會近代苦難之真正終結的開始而不是另一個抵制與苦難的開始！在這當頭是要歡歡喜喜滿心期待的盼著和人民一起建立新關係，還是要像以前日本侵華時代開城門迎日軍佔領、在教會參拜神社等一般再一次悖離中國人民擺脫恥辱的心願，以「反對中國併吞」在歷史上在一次寫下讓迷失的羊永遠迷失的見證！讓基督，讓基督的真善美，讓基督宗教真正摸到全中國人民的心，來改變我們自己，改變中國，
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的新紀元！
論五四運動的宗教情與基督的救贖
謝文郁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運動的終極關注是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對於「五四」運動，人們關心的是他的反傳統和西化傾向。但是，「五四」精神中的「宗教情」，及「五四」之後它在的中國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則很少有人涉獵。如果忽略了「宗教情」的影響層面，決然無法弄清當代中國文化的運動方向。
為了避免誤解，我對「宗教」一詞略加說明。宗教是Religion的譯名，在中文使用中常產生誤解。「宗」在中文中指的是終極源頭，引申為統領或原則。「教」指的是教導、教義、學說…等等。合起來的意思是「終極源頭的教義」。於是，對於各宗教教派的現象描述便有：「宗教是信奉一定教義或學說的終極權威而組成的團體或人群。」也就是說，宗教一詞在中文語境中有絕對不變的學說或教義、教條的意思。這一傳統概念乃是當代中國文化運動忽略宗教對新文化運作的主要原因。對此，本文要深入分析。
宗教的本質
「宗教」既為譯名，我想有必要回到西文語境中來理解它。Religion的原始用法是指事奉和崇拜神，神學上則是指人在生活中經歷並轉向神。這就是說，宗教是在生活層次上來使用的，它本質上是生活的組成部份。將宗教置於哲學和神學的領域來考察，在當代西方思想界影響巨大的一派，乃始於施來馬哈(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他是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和自由派神學創始人。
施來馬哈從人的意識出發，分析出「絕對依賴情」( 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或稱為「關於神的意識」( the consciousness of God )。「絕對依賴情」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語境中能夠較佳地描述宗教在人的生活中的運作。但是，隨著文化交流與拓展，人們不滿足於「絕對依賴情」對一些東方宗教的解釋。因此，美籍神學家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 1886-1965 )在探討宗教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時，提出「終極關懷」( ultimate concern )。這一種說法被廣泛接受和使用。
如果我們從宗教的這種用法作為出發點，考察宗教在當代中國文化運動中的運作，我們發現，有一股情緒一直未變，那就是「反偶像化」。然而，不幸的是，「偶像」一再佔領中國人的生活，似乎沒有改變。這種反偶像衝動和偶像不斷重建的歷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我們有能力破除偶像嗎？也就是說，我們在衝擊舊偶像時，卻同時建立新偶像，從而讓自己的生活被新的偶像所制約，或成為新偶像的崇拜者。難道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命運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簡略的回顧「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及其宗教運作，進而分析當代中國思想界對文化更新的一些主要方法，揭示其建造新偶像的必然命運。最後，文章將深入探討反偶像化和中國文化基督化乃是同步的過程。
「反偶像化」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宗教情
當代中國文化運動，自「五四」運動以降，經歷了馬克思主義席捲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七○年代末的「實踐是真理的檢驗標準」大討論，以及九○年代的後馬克思主義時期的主流思潮空白。我不擬對這些運動作細節的歷史討論。但是，我想回顧這段歷史，深入其中的底層，力圖揭示運動發展的內在動力，揭示其中的宗教情或終極關懷。
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有兩個中心口號，一個是「打倒孔家店」，一個是「賽先生、德先生」。為什麼要打倒孔家店呢？儒家的聖人孔子和「五四」運動的倡導人究竟有什麼恩仇，以致於人們要把孔家店打倒呢？不難發現，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強大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只有招架之勢而無反手之力。眼看國家要滅亡，中國人向何處尋求出路呢？
從現象看，人們在中西對峙力量比較中，清楚地看到西方的強大。對於西方的強大，人們可以作種種解釋，並以此來改變自己的弱小地位。人們一直對從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持有堅定的信心，認為西方強大無非是技術發達。然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方針沒有生效。於是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人們希望在政治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然而，革命帶來的是政治混亂。為了維護政治上安定，當政者紛紛求助於儒教。這便是「五四」運動倡導者的歷史處境。
人們開始反思文化問題。技術發展和政治改造，不能絕對提供中國人「躋身列強」的希望。問題是否出現在文化上？當人們把目光轉向文化本身時，說明有一種危機意識在文化界蔓延。這種意識直接指向當時的思想主流，從懷疑、批評到失去信心，最後走向衝擊和破壞。在這種危機意識中，人們可以從傳統思想中挖掘反主流思想的智慧，但也可以從其他文化借取武器。無論是哪種做法，其反主流思想的宗旨是一樣的。「五四」運動的反主流思想旗幟鮮明指向儒家。儘管旗手胡適也談論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但是，人們發現西方文明藉助「民主」和「科學」更容易達到反主流思想──儒家的目的。
很顯然，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打倒孔家店。作為主流思想的儒家，未能給中國社會提供抗衡西方列強的力量，從而被認為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這才是問題關鍵。在中西文明衝突中，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未能領導中國文明走向強大。因此，擺脫儒家的束縛，批評其中的黑暗面，並在「科學」和「民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這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打倒孔家店是反偶像崇拜的表現
這是一種感情的對抗。關於這一點，新儒家王邦雄的一席話倒是相當中肯的。他說：「五四」完全是感情的，而且是激情的把民主科學當作信仰，…去對抗傳統派…。
民主科學在「五四」運動中固然是作為信仰的地位與儒家抗衡的。但是，對於儒家來說，因其作為主流思想無能領導中國文化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足以說明它自身缺乏更新力量，成為僵死的教條。如果人們堅守這樣的僵死教條，也就是一種偶像崇拜。這樣「五四」倡導的「打倒孔家店」口號就有強烈的反偶像崇拜傾向了。
我把這一反偶像傾向歸為「五四」的宗教情。這一宗教情在現代中國文化運動中發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共鳴，其餘震甚至在當今的文化討論中仍具影響力。在「五四」以後的文化運動，人們可以放棄科學民主信仰，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但是，人們追求一種主流思想，它具有自我更新力量，永遠不會僵化為死的教條；這一種追求卻從未放棄，因為它還沒有在中國土地上形成。
新中國的偶像「馬克思主義」
「民主與科學」的訴求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無法取代儒家而作為主流思想。倒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隨著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全面勝利而登上歷史舞台。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的主流思想乃是馬克思主義。盡管馬克思主義是公開的無神論，排斥任何宗教，但是，當它作為主流思想時，它就得到社會在感情上的認同。人們在其中滿足了自己的終極關懷，落實了自己的絕對依賴情。它的宗教性就充充分分地顯現出來了。
馬克思主義對儒家的優勝在它成為主流思想之初是顯而易見的，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共產主義是要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未來，對於文化知識界人士來說，馬克思主義所以成為完整的世界觀，在於它是一種生氣勃勃的思想。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主張革命，在思想上強調理性批判，因此，新思想、新社會、新事物…等等，都是受到鼓勵和支持的。它的魅力也在這裏。「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在馬克思主義裏找到了歸宿。人們堅信，中國文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主流思想，必能使中國文化充滿活力，並引導她走向世界主流文化之列。我們注意到，五○年代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普遍認真學習並皈依馬克思主義，政治氣氛的影響固然不可小視；但是，歸根究底，馬克思主義給中國文化帶來希望，這一宗教情深入了個人的生活，這卻是更應重視的事實。
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宗教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淋漓盡致地得到表現。我們注意到，「五四」運動的宗教情有兩點特別突出：民族主義感情和追求新的動力型文化。後者是滿足前者的必要條件，因此它主導人們的意識。現在，人們的宗教情在馬克思主義和新中國社會中得到了滿足。然而，這一滿足至少受到兩方面的衝擊：其一是蘇聯老大哥的姿態壓抑了中國人民族主義的自尊；其二是既得利益者自身的革命熱情消退及其對他人的抑制。也就是說，「五四」精神在六○年初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毛澤東對此是有深刻體會的。
如果注入馬克思主義後的中國文化並不積極向前，如果中國社會在新文化中沒有不斷進步，也就是說，如果新的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再次成為僵死的教條，對毛澤東來說，其恥莫大於此。毛澤東的這一感覺完完全全地寫在他的「繼續革命理論」中。繼續革命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它的中心意圖是防止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它對當時社會的分析是：共產黨當權後一批領導人，也即是既得利益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的攻擊，喪失革命熱情，貪圖享樂，從而腐蝕革命隊伍。如不及時清除這些人，人們就會喪失革命方向，無法走向共產主義，導致革命半途而廢。這一理論表達了一個強烈的願望：進步和更新。我們在「文革」後期的報刊雜誌上，可以讀到為新生事物叫好的文章充斥整個版面，包括評論和報導。這一追求新生事物，不斷向前的情緒來源於「繼續革命理論」，並且和「五四」精神一脈相通。
不過，毛澤東的「五四」精神被轉化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企圖防止中國出現個人崇拜。終於，他無法阻止他自己走向神化，成為偶像，並在他的晚年和死後出現「兩個凡是」的政治風氣和文化現象。這種轉化是人追求真理的必然結果。本質上，它和儒家成為主流文化，及孔子被神化的過程並無兩樣。本文要深入討論這裏的轉化機制。
新偶像──毛澤東個人崇拜
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五四」精神高於馬克思主義。但對於毛澤東的追求者來說，毛澤東既是「五四」精神的化身，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化身。於是，隨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全確立，馬克思主義以及它的中國解釋──毛澤東思想就變成一種教條，並開始和「五四」精神相衝突。這種衝突在七十年代末的「實踐是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顯示了它的能量。
就現象而言，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衝擊對象是「凡是派」。「凡是派」的口號是「按既定方針辦」，其意圖是堅持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然而，就像五四當年人們質問儒家一樣，如今人們提出同樣的問題：維護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能給我們帶來真理嗎？能給民族自強帶來力量嗎？能給中國社會帶來希望嗎？這些質問都根植於這一宗教情：如果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被當作偶像來崇拜，人們的思想將走向僵化，社會發展將走向滯化，中華民族將無法自強。
那麼，答案在哪裡呢？人們首先想到，答案應該在馬克思主義裏。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受「五四」精神驅動；並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走向美好的明天。現在人們在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發現希望破滅，因此首先想到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找到出路。這一想法在「文革」後期就出現了，諸如「李一哲大字報」事件，「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等等，都是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來分析現實，找到出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討論無非是這種想法的繼續。當然，這場討論的主題、政治氣候、以及它在思想界的共鳴程度都遠遠優於其他事件。但是，我們發現，「五四」以來中國人的宗教情並未有所改變。這就是，中國文化必須反偶像化。
反偶像化──宗教情的動力
由此看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討論乃是「五四」精神的繼續和突出表現。從這一角度看，實踐究竟是不是真理的標準並無關重要。作為理論問題，人們可以繼續研究和討論。但是，這場討論的吸引力並不在於它是一個理論問題。而在於它基本上是「五四」以來中國人的宗教情的表現，它帶給人們極大的推動力，使中國文化迅速擺脫新偶像的制約。大討論之後，我們馬上看到所謂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可抑止地衝擊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並進而衝擊馬克思主義本身，最後導致放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的主流思想。這裏的衝擊和放棄，其動力最終來源於「反偶像化」的宗教情。
「知」與「行」的矛盾
以上從宗教角度分析「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運動，向我們展示了一條原則：人不可能擺脫自己的宗教情。
人的生命表現由兩個方面組成，即知和行。知是在行中獲得的，而行必須有一定的知的指導。知行關係一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爭論焦點之一。無論是「知先行後」，還是「行先知隨」，人們都未能充分體會到人的錯誤立場或罪人本性。在「知先行後」中，「知」作為「行」的指導，由於「知」的錯誤立場而無法為「行」提供正確的方向。「知」的錯誤立場決定了它不能作為「行」的泉源，因為「行」要求向善。而在「行先知後」中，「行」作為「知」的泉源，由於「行」的罪性而無法為「知」提供真理。因此，中國思想界一直在「知」和「行」的怪圈中打轉。走向這個怪圈的關鍵，是對自己在每時每刻都站在錯誤立場上有充分體會，從而指望真理擁有者對我們進行教導。無論「知」對真理的追求，還是「行」對善的嚮往，都不可能由人的追求來實現。救贖在這裏是關鍵的一環。如無救贖，則人與真理背道而馳，於善則可望而不可及，當然也就沒有實現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了。
基督教的宗教情──救贖真理觀
基督教的救贖真理觀認為真理永遠都是認識的泉源。救贖真理觀首先完全肯定真理的存在，這一肯定並不是在認識論上的邏輯論證。人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真理是存在的，則它是可以被認識的。如果真理不能被認識，則它必不存在。當救贖真理觀肯定真理是泉源且存在時，真理的泉源地位是永恆的，因而它不能作為對象而被認識。於是，問題就轉化為：真理存在是如何被肯定的？
回答這個問題的基本思路是：由於人的錯誤立場，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真理是否存在。人追求真理，卻連真理是否存在也無知。因此，真理的存在嚴格來說並不是人所能肯定的。當人肯定真理的存在時，並不是人有能力去肯定它，而是真理自己肯定自己。這一點，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稱為「神的啟示」。也就是說，神即真理，主動向人顯現自己，從而使人認識神即真理。但是，當時人們所持的客觀真理觀認為，真理乃是認識與對象的符合。人追求認識世界的本來面目，祈求神把它啟示給人。於是，人們把對世界的一定認識，如托勒密的地心說，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等，奉為神所啟示的知識，因而是真理。我們看到，由於受到客觀真理觀的影響，神的啟示被偶像化了，神變成了一種認識對象，神作為認識源泉和作為認識對象是不能相容的。神本來是一切真理的泉源（神自我啟示的主體），隨著人認識的侷限，人錯置了神應有的源泉地位，成為被認識的對象（客體）。這種認識論的結果是把神降格為一種服從人的理性的存在物。
這裏的關鍵是：神的啟示是不是永恆的？中世紀自然神學的客觀真理觀顯然沒有把神的啟示當作是永恆的。在認識的每一時刻，人都是處於錯誤立場，因而需要神的教導或啟示。這個時刻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是不可更改的。從這個角度看，神即真理，永遠都是在啟示中給予我們的，每時每刻都是如此。
認識真理在於信心
對於人來說，由於啟示的永恆性和時刻的絕對性，真理的存在永遠都是給予我們的；而我們唯一的回應便是信賴並接受。也就是說，對於真理的存在以及祂對我們的主動顯現，我們唯一依靠的便是信心，除此沒有任何其他方法。這裏，我們是憑著信心來肯定真理的存在的。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6)基督徒憑著信心肯定耶穌的神性，憑著信心以他為道路，憑著信心接受神的救贖。這個信心乃是認識並接通真理的唯一道路。真理作為認識源泉也只有靠信心才能落實。「神即真理」許諾引導人們認識祂，這是人們之所以能夠認識真理的前提。因此，只有憑著信心，人才能接通真理這個認識源泉。
這樣一種真理觀能夠給人帶來什麼樣的認識呢？我們注意到，它完全否定人認識真理的能力。這一否定並不是一種選擇，乃是人的理性已被證明無能認識及把握真理。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否定理性能力的結果並不會阻礙認識的發展；恰好相反，帶來認識的進步，從此接通了真理源泉，生生不息。
認識真理不只在於理性
我們可以這樣分析問題，在真理是認識對象的真理觀中，人的理性是受到肯定的。主體理性和客體理性都完全肯定理性乃認識真理的唯一能力。古希臘理性主義受到懷疑主義的摧毀、打擊，並最終在基督教的真理啟示說那裏找到歸宿。然而，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理想，憑著存在生命中的力量，仍然幻想可藉著人的追求而實現。但是，人們必然被幻覺擋住去路。我們的分析揭示了崇尚和崇拜理性給人的認識所帶來的悲劇。如果我們繼續依靠理性，這一悲劇就會不斷重演，最後完全阻礙認識真理的發展。
然而，在救贖真理觀中，人對真理的無知狀態決定了人無權判斷什麼是真理。因此，當一種學說提出來後，它的真理性既不是由它的倡導者，也不是由它的反對者來判斷的。任何思想學說的真理性都只能由神──真理自己來判斷。因此，在每一時刻上，真理都是給予人的。這就破除了學說偶像化的任何根據。也就是說，任一思想學說都要接受神的審判，無論它在邏輯上是如何完善，也不管它在經驗上得到多少可靠性的支持。人的認識在每一時刻都處於同樣的錯誤立場，即使有些認識已經較深入，而另一些認識則在發展初步，它們都需要神的教導，需要進一步發展。救贖真理觀給認識提供了無限發展的前景。
而且，救贖真理觀給認識的創造性提供了源泉。我們知道，創造的關鍵是無中生有，即原來沒有的東西，現在有了。在真理──對象的理解中，真理一但被掌握，認識的創造性就堵塞了。人們不需要在真理之外尋找真理。救贖真理觀只承認真理的源泉性。從錯誤到真理，每一步都是飛躍，都要求創造性，要求從無到有。在這飛躍中，人放棄自己，接受神通過人的信心而賜下的禮物。從神而來的東西總是新的，在人以前所沒有的。這就是創造的源泉。
結 語
「五四」精神中的宗教情──反偶像化，無法在科學民主口號中，或是人文主義中落實。原因在於反偶像化的目標和人的追求方法背道而馳。對此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任何文化的無偶像化都只能在神的救贖中實現。耶穌道成肉身，目的是帶來神的許諾，帶來神的救贖。中國文化只有放棄人的追求，皈依基督教，接受神的救贖，這樣才有出路實現反偶像化，接通真理源泉，生生不息。
何駐
每次培訓，大江南北地東奔西跑，可說是走遍各城各鄉，除了擔負培訓師資，與教會保持緊密互動，同時不願放棄每一個觀察大陸現階段社會、人文、環境的機會，盼望身為時代的工人，能保持敏銳的觸角，鮮活的思考，並對當代教會發出合乎時代需求的信息。在此願提出數點大陸觀察的心得片段。
明顯可觀的進步
改變中的中國大陸，每次進去都可感受她的進步。特別在城市建設、物資供應、衛生、交通、人民思想的開放…等等。在火車上，巧遇二位中共高級幹部，漫長旅途，大家相談甚歡，言談中得知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有不錯的學問素養，見聞廣博，口才便給，思想開明，對資本主義有好印象，肯定基督教優於其他宗教。這也說明了共產黨員中，可以接納基督教的，應當不在少數。現在正是可以向中共幹部傳福音的好時機。
經濟開放，政治一把抓
目前大陸經濟全面開放，政治卻一把抓，從觀賞內地的電視節目，可見端倪。時數不多的新聞節目，其新聞內容明顯地為官方掌控，一面倒的聲音，使人民對公共事務、國內大事、國際局勢所知有限。譬如，每次天災人禍，新聞總是報喜不報憂，或幫助國家邀功諉過、推卸責任不認錯。但電視廣告內容卻百花齊放，像是沒有絲毫禁忌地無限開放，幾乎任何商品，任何廣告內容，只要是付得起廣告費，都可以播出。
農民生活低落
大陸雖經二十年經濟改革，至今城鄉差距仍大，尤其以資訊流通、經濟能力和生活品質幾方面最為顯著。無法縮小城鄉差距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農村的低文化水平和貧窮。由於農民因化肥、農藥的價格節節上升，再加上水旱天災，往往耕作所得扣除要上繳的糧稅，餘額還不足支付化肥、農藥的本錢，所以許多農民乾脆休耕，離鄉背井，去大城市找機會打工，賺點工錢養家活口。但鄉下人在都市裏，被人欺壓是普遍的現象，好比上海市那些最卑微辛苦、工資微薄的工作，統統留給外地的打工者了。農村來的打工人，是一群無法取得城市戶口的遊民，在住房緊張又採配給制的大城市裏，實難棲身。這次水災過後，相信有更多的人淪落都市討生活，境遇令人關心與同情。
下崗工人前途茫茫
本來國營企業就留不住人才，真正有實力的上班族，一有機會就跳槽到私人企業，不但工作上較有發展，待遇還可以一下子跳升五至十倍。然而，經濟不景氣，連國營企業的鐵飯碗都岌岌可危、朝夕不保，全中國各地下崗的工人，面對國家缺乏及時對應措施，不滿與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前不久，剛巧住在一個半下崗工人的接待家庭裏，他們夫妻原來都是國營大煉油廠的職工，丈夫已被迫退休，妻子在我們到他家的那天起放假三個月。不用上班的原因是，工廠要裁員四分之三，廠長害怕廠內工人到處張貼大字報，恐嚇廠長若遭下崗，勢必讓廠長和幹部們「好看」，就想出一個職位四人共享的辦法。即一份工作一人做一個月，由四個人輪流上班，上了一個月後放假三個月，工資也由四個人分，每個人每月都只能領到原來工資的四分之一。如此工廠雖然沒有人下崗，也穩定了暫時平靜的局面，不過每個人其實都在變相下崗中，工資大為縮水，也不知道日後該如何維持生活。
環境污染日益惡化
對於高污染且高獲利的工業，地方政府縱有來自中央的壓力，要求改善或停止生產，但地方單位基於就業機會和稅收業績的考量，往往採取拖延或敷衍戰術應付中央。要讓地方政府在環保和經濟成效上作取捨，首先犧牲的總是環境與生態。空氣與大量的河川、井水、地下水遭受污染，環境品質惡化的結果，是生活品質更加劣質化，甚至有些污染嚴重的河川流域，沿岸鄉鎮因耕作與飲用水源中工業污染物過高，使這些鄉鎮的人民成為癌症和各種怪病的高罹患群，患病率是污染較低地區的十數倍。在各培訓地，常有弟兄姊妹請我們為他們的病痛禱告，而那些疾病和症狀，很多是我們在海外從來沒聽過的，有些更查不出病因，這或許是他們醫療品質低落的結果；不過為了經濟和可見的財富，大陸人民不知不覺中付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代價，不能說不小。
一切向錢看的人生觀
醫院、學校和行政單位等，算是「黨營機構」與所謂「督導單位」，其關係密切，彼此互通，造成特權氾濫。各單位經常利用單位內或單位外的特殊關係與各種管道，營私取利，中飽私囊。舉例來說，有人辦事受到不當要求，跑去相關單位申訴，未料竟答以「送他錢不就好了嗎？」為回應。缺乏來自民間、媒體及反對黨的監督，貪污、賄賂、特權隨處可見。此外，像是大陸各機場、火車站，原來只要有機票、火車票就可以便利通行，自從全國努力向錢看，上下交征利的結果是巧立名目賺取外快：機場增加了機場建設費（國內線的變相機場稅，約50元人民幣）…，火車站更是花樣繁多，舉凡空調費、茶座費（沒有茶喝）、建設費…不勝枚舉。
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大陸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政府的鼓勵，與民間的需求下，快得令人憂慮，（海外的我們早已看到，當人心沒有預備好迎接高度經濟發展時，整個國家、社會、人民，要付上多麼慘痛的代價！）我不覺自問：基督徒的使命與角色在哪裏？當我們在大陸培訓的時候，除了告訴他們「福音使命」之外，是否更應該告訴他們「文化使命」的重要性？
有一回在北京某宿舍培訓，那層樓每一家的廚房都在走道上，公用角落一處水槽，水槽的油垢厚厚一層，髒得連原色都猜不出來。我說：「買些清潔用品大掃除吧！」那裏的負責同工說：「釋放上帝的話語要緊！反正弄乾淨了，一會兒又髒了，沒什麼用！」聽了這話，心中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這回同工們在安徽某地培訓，那個村子有一半人是基督徒。當地每逢下大雨，人們就得穿著長統膠鞋，在泥濘中踩來踩去。我研究了一下地形，其實只要用石頭鋪成一條溝渠引道，村中的排水問題立即可以改善，可是這些信徒們「習於」淹水、泥濘，卻不曾想去改善。身為培訓老師的我們，不適合直接要求他們改善環境，以免他們誤會我們是嫌棄他們。但願一些專業的基督徒們如環保專家、都市設計、水利工程學者，可以配搭我們的培訓，使中華大地恢復上帝創造的美景，讓全地有聲無聲地共同讚美、榮耀「拯救我們到底」的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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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廿一世紀--中國宣教的挑戰
趙天恩
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很自然會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神在廿一世紀廣大的中國禾場中要行什麼大事呢？廿世紀即將走進歷史，這個世紀中國經歷了極大的變革，特別是過去五十年來，中國教會遭遇了極大的苦難、增長、擴展，基督徒人數從一百萬左右增長到接近八千萬。這是神在廿世紀所行的神蹟。
鳥瞰廿一世紀的中國
下一個世紀的中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甚至很難想像十年或廿年後的中國，然而綜觀歷史與當今的趨勢，我們仍可預測中國總體發展的方向，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未來十至廿五年，中國實際上會發生什麼變化，因為在中國內部與外在都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可能影響中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政、經、軍事大國
目前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仍將持續走發展經濟的路線，並將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尖端科技、走進世界經濟舞台。不錯，在科技與經濟兩方面，中國大陸與其他發展中的國家相比，它正以驚人的速度前進，但是這些發展大多數集中在城市地區政府支持的重點建設及私人企業。若以中國十四億的人口至少有百分之六十居住在鄉村的比例來看，城鄉差距過大，中國的經濟發展仍嫌太慢。
大體而言，軍事實力方面，中國不斷精進的戰備軍力，即使不構成亞洲地區的威脅，也將在不久的未來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經濟方面，中國的出口貿易與未來的發展即使不超過日本，不容置疑地也會成為日本最強的競爭對手。通信科技方面，中國通過網際網路、衛星通訊系統的發展，正以驚人的速度迎頭趕上，她也是全球最大的資訊市場。中國的實力被全世界所肯定，她在世界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今日高舉科技興國的中國對世界的主流思潮如民主思想與宗教自由仍然是十分封閉的，這個自我封閉的圍牆不可能持續太久，因著各式各樣電信通訊事業的發展，旅遊與貿易等來往，都使中國的真相無所遁形。相對地，中國百姓也有許多接觸世界思潮、文化的管道。不過並非所有外來的資訊對中國都是好的，如環境的污染、偶像崇拜及各式各樣的宗教都將逐漸進入中國、滲透人心。
宗教政策變革
在宗教政策方面，雖然目前依然嚴格的管制宗教活動，所有的宗教團體都必須向該宗教事務局登記，並在登記的場所內活動。以基督教而言，必須向宗教事務局登記，在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基督教協會的控制管理之下，否則一律視為「非法活動」。但這個限制並沒有成功地攔阻家庭教會的宣教計劃與福音行動，未來的五到十年，我預測中國政府無論自動或被迫，都必須向內更開放並草擬宗教基本法。目前中國並沒有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民享有宗教信仰、結社、言論的自由」，現行的宗教政策是由各地方政府制定行政法規，所以宗教信仰與言論、結社等，都在政府的威權控制之中。當中共政權逐漸穩定，政治家與人民會思想如何落實真正的「依法管理」，人民對宗教自由與言論、出版自由的需求，會在未來的廿五年內逐漸覺醒而普及，所以我們很可能目睹中國宗教逼迫與政治迫害的終結，呼吸到更自由的屬靈空氣，也許就在下一世紀的前廿五年之間實現。
迎向中國宣教的挑戰
從以上對未來的綜合觀察，中國所面臨的宣教挑戰是什麼呢？
福音廣傳的挑戰
第一，最要緊的是中國福音化的挑戰，2010年中國的人口即將超過15億，2050年即將增至20億，目前基督徒的人口最樂觀的估計是8千萬，雖然在廿世紀中國基督徒的人口激增是全球最令人驚奇的事，但在中國13億的人口的比例中，僅佔百分之六左右，仍然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沒有得救，信仰人口距離百分之廿的目標仍有相當遙遠的距離。因此快速傳福音的行動是中國目前、也是廿一世紀最迫切的事。
儲備人才的挑戰
第二，中國教會無論是官方登記的三自教會或是沒有登記的家庭教會，都非常需要教會領袖培訓（在中國稱為「工人」培訓）。家庭教會巡迴的福音使者在80及90年代廣傳福音，聖靈的工作如同野火燎原，因而新一代的信徒急遽增加，湧進教會，如今中國教會的光景早已從開荒佈道轉型為教會牧養的階段，但是傳道人不夠，聖經教師不夠，他們常說：「我們是大孩子帶小孩子！我們已召回一群事奉多年、全心奉獻優秀的福音使者等著你們來！快來訓練我們的工人，我們自己也需要進深的裝備。」這就是中國福音會多年事奉的方向－－工人培訓與師資訓練。目前他們迫切需要系統培訓，完整的神學教導（他們稱為二級、三級培訓）。這個需要會持續到下一世紀，而且更系統化與專業化，許多有組織的家庭教會系統希望在各縣成立幾個教牧培訓中心，在各省重要城市建立至少一所地區神學院，另外有一所中央神學院，不受政權的控制，完全按聖經的原則有系統地培訓工人。
如果我們預測廿一世紀的前十到廿五年間，可以自由地在中國傳福音，可以自由地建立神學院，那時「地下」成百所神學院、成千所培訓中心會立刻出現，那時如果訓練有素的師資已經預備好了，各地成千上萬蒙召的信徒湧進神學院得到完整的神學訓練，堅固各地的教會，全國最好的人才都從教會出來進入社會，你想對中國基督化的影響有多麼深遠呢？如果現在不積極培訓中國的教牧人才與工人，只怕屆時已經太晚了。
宗派回歸的挑戰
第三，中國教會面臨的挑戰是海外各宗派回到中國建立地盤。當中國開放時，所有海外的教會宗派都將進入中國建立各自的分堂，或是拉攏中國已建的教會系統「歸隊」。今天無論是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對這種宗派主義都十分反感，中國教會歷經苦難的熬煉，如今早已確認了自立、自養的路線，特別是家庭教會，經過了徹底本色化的過程，他們認同普世教會的理念，期待與海外教會的團契，歡迎屬靈恩賜的分享，甚至是某些經濟方面的幫助，但是他們拒絕教會行政的控制或固定的薪水的引誘，造成牧者或教會成為海外教會的雇工或勝利品，失去了信心生活的見證。目前已經有些與海外有聯繫的家庭教會樂意歸屬某些大宗派，接受他們的指揮與固定經濟支持，但絕大多數的家庭教會仍然堅定自主的立場。未來對海外各宗派的宣教士而言，面臨的挑戰是：可否尊重中國教會發展的歷史與感受，成為中國傳道人好伙伴與成全者，尊重他們建立自己的教會。對中國的教會而言，面臨的挑戰是：是否可以拒絕金錢與物質的誘惑，堅守他們好不容易學到教會自主的功課，天天仰望供應我們的上帝。
山頭主義的挑戰
第四，中國教會面臨山頭主義的挑戰。國土廣大的中國，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地方教會，特別是重視差傳的家庭教會，他們差派福音使者往各城各鄉去，漸漸形成有組織的所謂母會與地方教會，類似西方的宗派系統，或是沒有行政組織只有聯絡的所謂的團契系統，這些大系統的家庭教會有時彼此競爭，拉攏各地小型的家庭教會歸入自己的系統，於是產生搶羊的現象，彼此對立、攻擊，甚至建立自己的「山頭」，不許別的宣教團隊進入自己的「地盤」。如何教導他們彼此欣賞，尊重各地教會自由性的發展，彼此友善合作、恩賜配搭、資源整合，正是極大的挑戰。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中國本土會由區域教會的發展自然形成各種本土宗派，這些本土宗派對海外移植的宗派也將形成良性的競爭。
屬靈合一的挑戰
第五，中國教會面臨如何促進非統一組織性的屬靈合一，從一九九六年起，華中地區幾個大系統的教會領袖在某地聚集，他們決定停止互相批評（家庭教會稱為「倒旗」），定期舉行合一禱告會，屬靈分享與交通並商討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經過一年多定期聚集討論、交通禱告，草擬了家庭教會的信仰告白，以及他們對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態度，說明他們不願意登記的理由。這個屬靈合一的運動已結出美好的果實，但是家庭教會如何將這個合一的異象在基層落實，對各自為政、作風比較保守封閉的家庭教會而言，仍是極大的挑戰，他們需要聯結全球教會，相當迫切恆久的禱告。
政教分離的挑戰
第六，幫助三自教會更明白教會與基督關係的挑戰，特別是政府要求他們服從（所謂適應）黨的意識形態與宗教政策所引起的信仰衝突。我們與一些三自教會的領袖與信徒們交往，知道多數三自教堂的信徒與牧者，贊成教會應廣傳福音，他們也十分渴慕更自由地服事上帝、傳講純正的福音，但是無論是國家宗教事務局領導或省、市、地方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的成員，卻存在多數只關心自己的權利，指望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得些利益，不敬畏上帝也不按聖經的真理行事的掌權人，他們逼迫或趕走真正熱心傳福音的牧者，安排自己人佔據聖職。成為真基督徒的迫害者。
海內外的基督徒應迫切為中國官方的三自教會禱告，求主給他們機會轉型，走向政教分離。三自教會本身的質變與改革，將是中國教會莫大的祝福與挑戰。中國基督教協會中有些牧師認為三自運動委員會是一個政治組織，現在應該解散了，基督教協會應該改名為中國基督教會。如果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變革可以成為官方教會領導的共識，三自就成為過去西方在中國建立堂會有形教會組織的繼承者，但她已經受到西方自由主義影響的神學背景仍將是它存亡的危機與挑戰。
適切靈糧的挑戰
第七，如何在中國限制出版宗教書籍的禁令下，供應全中國年輕基督徒的屬靈書籍的需要。今天無論在美國、香港、台灣都出版了許多很好的屬靈中文書籍，但這些書籍的語言表達、歷史文化背景都不是針對中國的基督徒，所以他們不容易吸收與消化，如何針對他們出版一套適切的屬靈教材，如基督化家庭、主日學教材，或是系統性的神學教育教材，以便供應遍地的需要呼聲？誰可以為此籌劃？為此寫作？為此出版？為此籌募基金？這也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終身不悔的挑戰
第八，如何訓練願意為中國奉獻的宣教士。下一世紀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宣教禾場，來中國宣教的牧者除了傳統的語言、文化、神學等裝備，中國的禾場特別需要可以重建信徒屬靈生命、滋潤百姓枯竭心靈的宣教士，因此禱告的操練、靈命的塑造、解經護教是中國最需要的人才，不只是聖經知識的教導而是生命的榜樣，廿一世紀中國宣教士需要對中國有清楚的呼召，對中國教會有不止息的愛，並且有決心護衛真道，真誠持守上帝所賜終身不悔的呼召。對中國教會的愛應表現在尊重中國的傳道人，願意真誠地視他為傳道的伙伴，平等的相交。如果所有的來中國的宣教士都願意與中國本土已建教會的傳道人真誠合作，宣教工作一定可以快速發展，廿一世紀的中國不再是福音未得之地，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應該攜手合作共同為中國福音化與強壯中國教會而努力。
文化基督化的挑戰
最後，廿一世紀的中國教會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轉化中國文化，當今的中國文化受到後儒家文化與後毛澤東世俗化的影響，事實上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今日的中國是文化、思想真空的時代，沒有任何主導思想可以左右中國，特別在六四之後，文化的虛空特別反映在道德與倫理方面，北大一位研究倫理學的哲學家最近在一個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指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缺乏是缺少宗教的價值觀，他認為要解決道德倫理問題，基督教是目前中國最合適接受的宗教。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是開放的，因此，除了中國福音化之外，如何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福音是中國宣教的一大挑戰。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有人還相信馬列，他們正在找尋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價值觀、一種替代的文化觀來取代崩潰的馬列主義。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鼓勵在海外歸主的知識分子願意回國站在教育界的崗位上，改變以人文主義、無神論為主的教育體系，如何影響對基督教友善的知識分子願意找基督徒幫忙，推動中國的教育改革，使基督教的精神影響長遠地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發展，使中國發生體制上的興革。中國文化基督化是廿一世紀的中國最要緊的使命與挑戰。
求主差遣與祂同工
這些嚴肅、重大的挑戰不是一個人或某個機構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對每個挑戰有負擔的團隊在聖靈的引導下通力合作；每一項挑戰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聖靈的恩膏與由上而來不止息的愛。如果我們單看這些挑戰，數算要付出的資源與心力，我們不免兩腿發軟，充滿了無力感。但是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挑戰是上帝給普世教會的機會，祂邀請我們與祂同工，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上帝是中國宣教的統帥，祂會調度所有的資源，供應所需的一切完成祂的計劃。我們要做的只是謙卑在主的腳前，懇求莊稼的主打發我們去收割莊稼。凡是祂呼召前往中國禾場的宣教者，都將看到廿一世紀祂在中國的大作為。
(本文擇自 中國與福音期刊34期)
王文
感謝主給我們機會在中國這片大禾場上來為祂奔跑，其實中國這麼大，以我們有限又微小的能力，不知能給中華大地什麼幫助？無論如何，可以肯定是，在基督裏所作的一切絕不徒然。這次的旅程前後共46天，穿梭在7個省分之間，共走訪了13個城市，經歷許多新鮮事，大大開了我們夫婦倆的眼界，使我們深入了解中國的需要，更清楚如何幫助信徒和當地教會，也看見未來該如何裝備自己，以面對如此具挑戰的事奉，可說是收穫頗豐。
看中國人的需要
到底今天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是否如大家所想像正邁向富強，或自強中的民族呢？從中國改革開放起，她就自稱是「符合現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從外表來看，大城市裏的確有不少現代化的建設，國家又多方鼓勵老百姓走向社會文明。然而，在政治上其意識形態，卻依舊是個高舉共產主義、緊抓馬克思理念、無神論、唯物主義的國家。因此，她仍然是堅持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國家。從這種統治的角度看中國社會，實在有很多地方讓我們焦慮和擔心的。
中國社會現象
從社會的一些普遍現象談起，我發現中國人活在一個粗俗、凌亂、矛盾和無奈的環境裏，因此有一些處境著實讓外來的人難以接受。好比乘火車，火車上列明「不可吸菸」、「不可隨地吐痰」，但無人理會，不論在經濟車廂，或在有空調、地毯的高級車廂，都違例照犯。有一次，一位姊妹幫我們在一個非常美麗的火車站買票，牆上貼著大大的標語，要大家守秩序排隊，不可插隊；可是那位姊妹卻被插隊的人擠得大叫，買票出來時披頭散髮。而這些不排隊亂擠的人，竟然是那些放完暑假趕著返校的大學生。還有許多次在進站坐火車或下車出站時，都被擠得頭昏腦漲，心想連大學生都無視法律，到底中國人有沒有法律？中國人是否缺乏法治精神？在好多個城市，都看得見政府放置的「法律告示牌」，目的在提醒人民遵守一些國家推廣的政策，但人民心裏對法律的意識含糊，不認為法律是能保障自己和他人利益的媒介。過去在海外接觸到一些中國人，曾聽過他們的心聲，他們說在國內很少談什麼法律，也不清楚如何藉法律來確保個人應有的權利。很多時候，為了不犯法，不是去遵守法律，乃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所以中國有句俗話：「天高皇帝遠」，可能就是表達這個意思吧。
除此之外，我們也注意到社會人群中，人與人的距離與空間，發覺到整個社會好像只存在一個利害關係。從到處爭先恐後的人群來看，有人說這種擁擠的現象，是生命活力的表現，但我卻覺得這是自私和自我心態的表露，為了自己能爭到好處，就不顧別人的感受，缺少西方人寬懷禮讓的精神。而這種利己心態隨處可見，有幾次要向路邊商店的店員詢問，當我走向他們時，個個笑臉迎人，但我開口問問題而不買東西，他們都回答「不知道！」，然後把臉轉向其他方向，不願再多回答，因為我不是買東西，對他沒有什麼利益或好處。
從共產政權的專制下，中國人很難活出真正的生命，也活得不完全。一直被困苦生活壓制而失去人的本像和本性，社會中充滿鬥爭。然而，我們已經蒙恩的基督徒，應該協助中國人走出這種困境，唯有靠大能的福音，才能拯救中國人脫離他們的厄運，就如那些已經被拯救的中國信徒，與一般的老百姓實在有莫大的分別。這次我們從培訓和探訪中，從他們的見證得到不少鼓勵。
中國屬靈狀況
這次培訓和探訪，經歷了一些有如天堂美景的事，與弟兄姊妹交通和交往中，體會到神在他們個別生命裏的改造，並且使他們願意為主背十字架來走信仰艱難的道路。和他們相處，體會他們真誠與熱誠的接待，並不是因為我們是遠來的訪客，因為他們以為我們是其他省分去的信徒。雖然在農村的人比較粗俗和簡樸，但卻看到他們流露出嬰孩般地單純與誠懇，在平凡中顯出特別。這種屬靈的交通，唯有在基督耶穌裏才能嚐到。
而他們對神的火熱，對神話語的饑渴，推動了我事奉的心。曾經在一個聚會裏，看到一位身患絕症的老姊妹，因為病痛而無法久坐，但為了要學習主的話語，願意邊躺邊坐地參與聚會。另外，在洪水氾濫的地區，在那裏農村教會培訓中，最感動我的，是那些家庭教會同工的家雖然已經被水沖毀了，但竟然還來參加聚會，顯出他們愛主的心大過愛物質錢財，實在活出「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生命，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
神允許很多苦難臨到中華大地，但神向中國人施行更大的恩典，也將更大的信心賜給他們。與他們其相較之下，我便顯得軟弱、微小。這次行程中，我生病了，心裏為這攔阻感到難受而有點埋怨。有一、兩次坐火車只買到站票，要站上好幾小時，心裏很不舒服。又有一次在某個農村培訓，晚上睡在沒有蚊帳的房間，深怕被蚊蟲釘咬得不能入睡而憂心忡忡。面對漫長、疲乏、遙遠的路途，也曾有半途退縮放棄的念頭。感謝主的保守，最後總算完成了這次中國之旅，經歷神的應許：「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
中國教會的趨勢
就所探訪的教會，無論是城市或鄉村，都有同樣的問題，就是缺乏受過訓練的聖經導師或傳道。有一個教會領袖告訴我們，當前他們最大的敵人是面對各種異端，和信仰立場不明確的教派。他們來自外地，私自與信徒接觸，灌輸弟兄姊妹不同的聖經知識和教義，結果導致意見不合，造成分裂。另外一個問題是傳福音的人很多，信主的人也很多，但卻沒有牧者繼續栽培和關心，結果很快就隨流失去了。看見中國教會發展的趨勢，我們海外教會能給他們怎樣的幫助呢？其中，我相信最主要的，乃是提供長期合作的師資訓練。其次，透過信仰純正的屬靈讀物和符合正統教義的書籍，來幫助信徒和教會對神學和聖經真理有正確的認識。當然，海外教會也可以向那些在國外工作或求學的大陸同胞傳福音，並且加以栽培，但很多人在兩三年工作合約期滿回到中國，因沒有轉介的管道，無法找到或投入當地教會的崇拜及事奉。像我們過去所帶領的信徒，探訪他們後發現，有些曾經很火熱的，如今卻已冷淡退步，甚至有的完全離開信仰，令我們十分痛心。
求主憐憫，中華大地需要更多的傳道人和同工，來負起牧養和教導的工作，而海外需要更多對中國大陸有負擔的教會和信徒，來協助大陸教會並堅固他們。求主激發更多有負擔和心志的海外傳道人，負起這個危險又艱鉅的宣教使命，使中國大陸教會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叫主的名得著榮耀。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