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的倫理問題
摘自香港基督徒聚會室
引言
墮胎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倫理問題，如果做錯了一個決定，後果是無法挽回的，作為基督徒當我們處理這問題，必須要以非常嚴肅的態度看待它。就以筆者個人來說，這更不是一個屬於身外的問題：記得小時候母親對我說，原來我的出生是一個意外，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姐姐及一個哥哥，所以她打算把我落掉，甚至已經吃下打胎藥，或許是上帝要保留我的性命，竟然打也打不掉，於是就姑且把我生下來，我想如果當時的醫學比較進步，我現在就不會存在這世界上了，想到這裡我更感到生命的奇妙可畏。到了今天墮胎技術比我出生當時容易得多，要不要腹中塊肉似乎就在一念之間，但這一念之間的決定卻是只有一次，錯了就無法彌補，我們當如何抉擇呢？
幾個關鍵性的問題
基督徒應否墮胎呢？通常許多人經常會引述十誡當中第六誡「不可殺人」，就說墮胎就等於殺人，所以基督徒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絕對不可墮胎，我想這是低估了這問題的複雜性，我們不可單純地以一個可以或不可以就回覆，首先要了解及考慮整個問題的關鍵性在哪裡，然後再看在哪個處境下才可以或不可以考慮，但最重要的還是當事人在上帝面前審慎的等候上帝的帶領去決定，然後她自己及她身邊的人，要如何承擔這抉擇後所帶來的後果。
1. 胎兒在何時成為一個人？
這個問題的關鍵性在於：幾時開始我們介定一個胎兒是一個人，幾時開始我們試圖墮胎，我們就不是從母體中取出一塊組織或一部份，而是一個擁有獨立個體的人，於是幾時我們就等於謀殺了一個人。
在一個胎兒成長的許多階段中，都會有人提出來作為介定胎兒是否一個人的重要關鍵時刻：
�� 卵子在母體受精的一剎那，稱為受精卵和結合體(Zygote)。
�� 受孕後第二週，結合體成功植上子宮壁，也初次進行細胞分裂，成為胚胎(Embryo)。
�� 第八週後，胚胎發展成略具人類身體的特徵：臉、手指、腳、內臟、骨骼；有固定心跳，腦電波也能測到。這時可稱為胎兒(Fetus)。
�� 十二週後，胎兒開始有對外界有痛的反應，會有胎動。
�� 六至八個月，可以算是一個嬰兒(Infant)，如果這時移出母體，已經可以具備個體生存的能力。
�� 嬰孩出生後，第一次的喊聲(第一次自己呼吸)及剪斷臍帶一刻，標誌著嬰兒正式脫離母體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如果我們把「人」定義在受精卵的階段，我們便不可以吃口服避孕藥，也不能用子宮內避孕器，因為這些方法都是會殺死了受精卵，也就是殺了了一個「人」。
但反對的人也會提出：「很多受精卵都自然死亡的，而統計學上自然流產的比率遠遠高於真正能夠出生的，很多女性認為只是經期遲來，但實際上是已經流產了。換句話說，若用較早前的定義，一向以來已是很多「人」死亡；於是便有人提出，胎兒要到離開母腹才算有生命，但這說法卻隨著醫學技術不斷提高而變得含糊，因為現在早產嬰孩的懷孕時間越縮越短，八九個月的有，甚至現在有些連四五個月也能夠生存。換句話說，從受精到出生之間懷孕期內的胎兒，已具生命的潛能(potential for life)，只要有一般適當的栽培，便可以生長。」
因此定在最初或最後的階段也會有很大商榷的餘地，而且隨著醫學日新月異，也許有一天連一個受精卵也有方法在母體以外培育成一個人，這樣是不是在那時人的定義又要重新的改寫？
另一方面更困難的地方是如何介定：從哪一點起這就是「人」？從哪一點前這就是「非人」？正如羅秉祥引述一些批評者的意見，認為這是一種「滑斜坡理論」 ：
「換言之，只要你踏上第一步，你便會直滑到底不能停。同樣，只要我們承認成年人是人，並且承認人成長中每一接續階段間的生理差別，皆是在道德考慮中毫不相干，則我們直滑下去，非要承認受精卵也是人不可。無可否認，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受精卵至成年人各接續階段間，的確沒有道德相干的差別，使我們有正當的理由說某一階段是人，而與其緊密相接的前一階段卻不是；但是我們也得承認，一個成年人、青年、少年等，與一個受精卵，無論在外在形狀、內在構造，都有極顯著的差異。」無論從邏輯或醫學上去計算幾時才是人生命的開始，都是非常模糊的。至於從宗教信仰立場角度考慮，可能問題的不確定性更大，這會牽涉人何時才有靈魂？
麥基恩醫生提出：「人何時有靈魂，究竟是在受精後或是分娩時，或者介乎兩者之間的某個階段。現今醫學上普遍承認人的知情意是決定於大腦（的活動），從胎兒解剖學的研究結果顯示，人最基本的神經細胞大約於五至八個星期出現，這是一個參考標準，但這是不是人生命的開始，卻不得而知。」
其實他是從知情意與大腦活動的醫學常識作為依據，這一點他自已也覺得是不得而知。而聖經也沒有清楚交待靈魂在何時被造，更有人指出靈魂是具有先存性的，也就是在受精卵形成前已被造，他們的根據是：「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的時候，利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原文作腰）中。」(來七10)。無論如何，這方面的資料太少了，並不足以去建立一個可以作為道德判別系統的架構。無論如何，這很含糊的「人」與「非人」的介定工作，卻偏偏嚴重地影響我們去介定墮胎行為是不是謀殺一個人。
2. 如何抉擇生命的質素高低？
這問題是說到究竟我們要選擇的是怎麼樣的生命。在墮胎的問題上，我們通常只是抉擇兩個生命：一個就是要被墮的胎兒的生命，另一個是要進行墮胎的孕婦的生命。究竟哪一個生命價值高、哪一個生命價值低？胎兒的生命是一個潛存的生命(potential life)，胎兒只擁有成為人的潛在能力，是漸漸地成為實質的生命(actual life)的個體，當然作為一個潛存的生命，比起其他物件或動物更具有價值，然而這個價值，卻必須和其他因素，例如母親的生命放在一起來衡量，母親的生命是一個當下就是實質的生命。
溫偉耀博士指出：「實質的生命包含了：有生命活動、有與其他人溝通的關係、有自覺性、有道德抉擇能力、屬靈的悟性」 ，很明顯胎兒只有生命活動(有些人會把十二週後胎兒有痛的反應，定義為有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在某種處境上實質生命似乎比潛存生命重要，但通常如果只是生與死的抉擇，也就是假如要在母親的生命與胎兒的生命二選其一時，例如母親患有某些先天性的疾病，懷胎以至生產的過程會極度危害孕婦的生命安全，於是乎我們多數會選擇實質生命而放棄潛存生命。
有些人更會以出埃及記廿一章22至23節的經文，說明胎兒的生命比不上母親的生命。他們解釋這經文為：引至胎兒死亡只需賠償金錢，但引至孕婦死亡卻要賠命。若是這樣，母親這實質生命就比胎兒這潛在生命更有價值了。但《舊約》學者小瓦爾特•凱撒（Walter C. Kaiser, Jr.）卻持另一見解：
他從希伯來原文及上下文研究發覺用以形容墮胎流產的字是「孩子(child)脫了出來」故《舊約》作者視母腹中的胎兒已有人的生命，並不貶低胎兒的價值。其次這段經文對比的重點是前者(22節)「是無別害」(母親或孩子) 和後者「若有別害」(母親或孩子或二者同時)。所以他認為那「以命還命……以打還打」lex talionis 保障生命的原則是前後兩者兼應用的。所以凱氐結論認為使胎兒喪命的也是屬於謀殺罪。
由此可見這潛存生命比不上實質生命的見解，在這段經文上似乎也仍未能夠很確切地站得住腳。
不過通常我們在實際生活上遇見兩命選一命的例子是少之又少，反而更多是影響實質生命的母親的生活，過得好一點或是差一點而已，於是乎問題就變得複雜。例如：一個未成年少女懷孕（可能因自願的婚前性行為、強姦或亂倫），我們便設想到胎兒或許會嚴重地影響少女日後的心理健康、社會形像或生活自由度等，在這情形下我們又可不可以為實質生命的質素的好與不好，而作出對潛存生命的犧牲？
而另一方面，潛存生命的價值在聖經中不少地方給我們看到並不是低的，甚至好像擁有實質生命的人一樣，一些經文指出還未出生的生命，在上帝面前也具有十分寶貴的價值，從筆者親身經歷的體會，更是認同這兩段經文的實在：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一三九13-16)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一5)
由此可見我們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經文對潛存生命價值的肯定及尊重，正如哲學家Alan Donagan認為：「如果人類因為處在某個階段而應受到特別的尊敬，那在他這進入那個階段之前，也理當受到尊重。」 於是我們發現這又再一層地加深了我們對墮胎這道德抉擇的困難。
3. 誰有權作出抉擇？
通常在這問題上，我們會考慮是母親有權作出這墮胎的抉擇？還是社會及醫生(一個法律的制約)可以有權代這位沒有自決能力的胎兒去作出抉擇？通常人都會偏向以母親的自決權作出發點，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胎兒是在母體內，所以是母體的一部份，女性當然有權自決處理自己身體的事。但如果我們視這胎兒在某一段時間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是一個人，一個婦女墮胎就不是處理自己的身體的問題，而是謀殺另一個個體一樣，於是社會便不能坐視不理，我們有人權保護的責任，要站出來悍衛這個不能自決的胎兒。
我想如果我們在以上抉擇權的問題上不能清楚地在法律的層面上介定，會出現不少被人濫用的可能，對胎兒生存的權利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單就1968年的統計資料 顯示，每一年就有三千五百萬名婦人，會用各種方法殺死在她子宮裡的胎兒，如果我們視這些胎兒也應有人的生存權利，我們就不能對如此龐大的變相屠殺行動坐視不理，我們應在立法的層面上下一些功夫，去保障這些沒有能力為自已的命運自決的胎兒。
羅秉祥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了，決定二者權利孰輕孰重上的困難：「一個懷孕七個月的女子，因為抽到兩個人來回歐洲免費飛機票及免費酒店住宿，便決定墮胎，與丈夫雙雙到歐洲旅行；這種墮胎，雖屬於孕婦的自決權利，但同時剝奪了胎兒的生命權！是的，女人有女人的權利，胎兒也有胎兒的權利，但兩者的權利都不是絕對的。換言之，孕婦的權利不是永遠高於胎兒的權利，胎兒的權利，同樣也不是永遠高於孕婦的權利。」
而基督徒在這抉擇權的考慮上，可能更會認為不是婦女本身、不是社會及醫生、甚至不是教會、而是只有上帝才有權對這生命作出抉擇。但如果我們真強調這觀點，就會好像羅馬天主教一樣，完全絕對地禁止墮胎，更甚是可能有一日會推到一個極盡，孕婦在生命可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我們也只會交由上帝決定留下哪一個生命，而「上帝才有權」就變成了我們逃避人有自決權，以及承擔決定的責任及後果的代名詞，其實不決定本身也是一種決定，我們也要承擔其後果及責任。
個人立場
通常在立場這問題上，社會人仕都會偏向兩個非常對立方向，一個是「尊重生命」(pro-life)的取向，另一個是「抉擇權利」(pro-choice)的取向。
1. 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者通常只會著眼於胎兒的生命的生存權利，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反對墮胎的進行。沒錯，對胎兒的生命應該尊重，他們沒有自衛的能力，不能為自己的生命自決，於是乎我們對於這些軟弱的生命，更不應該踐踏，如果我們因為認為軟弱沒有自衛能力就可以隨意踐踏，我們對於老弱傷殘是否也可以踐踏，於是弱智的人或愚蠢的人也可以沒有存在價值，我們便可乾脆把這些人放進集中營，用毒氣把他們消滅嗎？無疑這可能有一日會陷入納綷時期「優生論」的觀點中，當日希特拉屠殺六百萬猶太人，豈不是也是持這種觀點？
另一方面我們既然尊重胎兒弱小的生命，豈不也應尊重母親的生命？這不單是會牽涉到孕婦生命的安危而已，也包括孕婦的福祉，所謂福祉是從「受到干擾」到「精神性沮喪」都應包括在內，如果孕婦是一個未成年、通姦、被姦或亂倫等情況下成孕的個案，我想我們未必會堅持胎兒的生命的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的，母親生命的質素會成為一個很重要考慮的範圍。
第三者的生命及福址，也是會有重大的影響的，這可能包括了孕婦的父母、親人、甚至是整個社會的設施（醫療、教育等）對新生嬰孩的承擔。最後，小孩除了應有生存權利之外，是否也應考慮其生活的質素？他／她在成長的過程中，在將來的世界及社會中面對其自存及身份的承擔，也是否應列入必須考慮的範圍內？假如一個小孩在被生下來之前，已經確定是患有某些先天性的嚴重疾病，我們也必須考慮他／她日後在成長過程中，要面對自己的疾病所帶來的痛苦。
2. 抉擇權利
尊重抉擇權者通常會站在孕婦一邊，認為抉擇權是人權中很重要的一環，孕婦應有權抉擇自己日後生活取向的權利，所以也有權決定自己腹中塊肉的去留。但正如溫偉耀所指出的論點 ：抉擇權是要與責任相輔相成的，人既可以抉擇就應承擔抉擇的後果，我們會問這位孕婦究竟何會有今日的胎？除了少部份被姦婦女是不自決之外，其他人應該會知道這樣沒有避孕的性行為是會有懷孕的可能，人應對自己當初性行為的抉擇負責任，否則今天便說她有權決定可以墮胎，是一種強列對當初抉擇行為的反叛，人應尊自己的性行為負責任。再者，對於意外懷孕的人會說這並不是自決的行為，這樣可否墮胎呢？我們會問人是否對意外就沒有責任？沒錯，如果交通意外中有人死了，我們不會被判謀殺，但人的確是死了，那個人就用生命承擔你意外的後果，如果我們是也是其中的傷者或死者，我們本身就更直接地承擔這意外的後果，「意外」也是人所必須付的一種責任。
總結
其實我個人的立場是認為兩個立場都是很有理據的，但兩者都不能太絕對化地以胎兒的生命或孕婦的抉擇權來判斷，以至忘記了自己的盲點，提出的其它的考慮範圍，就是說明我們要把整個思想及考慮的層面擴闊及深化，畢竟這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及單一層面的問題，也非個人抉擇而已，是整個社會及世界都要共同承擔的後果。我們的考慮至終不單要向自己負責，也要向親人、向社會、向世界負責，而更重要是我們每個人要直接向上帝負責，我承認這些決定大部份並不是完美的，因為在相對世界中，我們有時只是可以作出一些「悲愴的抉擇」 ，有時兩個決定都是惡的，不過就是選擇了一個我們認為較少一點惡(lesser evil)的決定而已。
但如果真的要我決定自己的取向，我會選擇尊重胎兒生命的取向，畢竟我覺得生命只有一次機會，但孕婦的抉擇未必如生死問題般嚴重。我想除非孕婦的生命或精神受到非常威脅，或者孩子日後的生命質素很值得商榷(他日後會有很嚴重的痛苦的疾病以至死亡)，或者孕婦在不自願下因姦成孕，她無須必然為別人的錯承擔後果(但如果她肯把孩子生下來，及當社會或其他人也必須承擔這胎兒產下來的後果，這可以是一件美事)，否則我會覺得生命會比抉擇重要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