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圍牆的教會
作者：朗•賽德
譯者：薪人
在領人歸主上，大有能力的教會，必定是注重關愛世人的教會，藉著實質的關懷引人進入天國，沒有例外。 ── 史密斯牧師
美國丹佛市的熊谷浸信會（Bear Valley Baptist Church，以下簡稱熊谷），是一所很普通的教會。假如你在一九七○年間，走進主日崇拜的會所，你不會感受到有任何不尋常的地方。這是一間約有一百位白領中產階級的教會，年度預算不到七萬美元。座落於另外兩所教堂之間，她的拓展空間實在很有限；傳統保守的會眾們，也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意願。
然而，七○年代初，開始出現一些不尋常的轉變。富蘭克（Frank Tillapaugh）牧師上任後，開始傳講關於平信徒的復興與解放。事實上，他是在教會同意解散所有委員會的條件下，才答應前來牧會。他不希望會友們把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各式會議上；他鼓勵會眾走上街頭，服事貧窮和心靈破碎的人。
就這樣，事情開始改變。這些向來注重內省和「屬靈」事務的會眾，開始尋思一些有創意的傳道方式。慢慢地，一個事工接著一個開始了。到一九八二年，熊谷已經有專門為無業游民、難民、藝術家、前科犯、年輕媽媽和外國學生辦的各樣事工。會眾增長至一千，不過，他們仍然在原來可容納三百人的小會所聚會，每個主日有四堂崇拜，因為他們不想把錢花在興建大教堂上。而教會的各項事工，已遍佈整個丹佛市。
這樣的成果，是不是適用在其它教會呢？富牧師的答案是絕對肯定。他說：「堅守聖經權威的教會，即使硬體設備有限，也沒有任何理由不能成為龐大事工的基地。不過，教會首先必需相信，成長是可能的；而且不需要新的設施，不需要搬到郊區，不需要打電視廣告，就能辦到。因為，教會擁有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不是石油，不是煤炭，乃是以聖經為最高權威，在這樣的價值觀下生活的一群人。每一間信仰聖經的教會，都擁有這項寶貴資產，就是這一群具有愛心，能被信任，對神啟示的絕對價值觀委身的基督徒，然而這項資源卻在銳減中。」
熊谷又如何扭轉局勢呢？富牧師對這所城市教會，有清楚的異象：首先，他不贊成「城堡教會」的心態，就是只注重教會內部事務的閉關作法。他幫助會友瞭解，真正的事工是出到營外，去幫助任何有需要的人。
其次，是信徒皆祭司的觀念，使一般平信徒站在第一線服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當富牧師來到熊谷的時候，這個只有百名會友的教會，竟然有二十個常設委員會。現在，這些都消失了。直接服事有需要的人，這樣的「前線事工」，遠比枯燥無聊的委員會，討論地毯用甚麼顏色，來得更重要，更能叫人振作起來。
分辨不同團體的需要，也很要緊。富牧師協助會友，將丹佛市劃分成不同的目標群體──具有某些共同特殊文化或社會特性和需要的一群人。
熊谷開發一項新事工時，也極注意會友的負擔和呼召。不管教會領袖們對新事工的異象有多清楚和急迫，他們總是要等到有一批平信徒領袖，也有足夠的負擔、精力和恩賜，才開始募集款項和發起新事工。
比方說，熊谷的教會領袖們，一直盼望在當地開始一項單身事工，然而一般會友都無此負擔。他們等候並禱告了六年。然後，在極短時間內，有三人挺身而出，願意開始這樣的服事。很快地，他們在當地一家館子開始了單身者的週間聚會。從那時起，單身事工就成為熊谷最主要的服事項目之一。「一項事工，即使需等待六到七年才開始，也無妨礙。但當神一旦預備好人，我們就不能受限於現有的組織架構，而阻礙了神的道路。」
下一步，是尋找接觸目標群體的最佳方法。這通常意謂著走到有需要的團體當中，而不是硬要把他們拉到教堂。教會乃是要回應人們真正的需要。
信賴平信徒是重要的一項關鍵。熊谷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的角色就在於裝備平信徒起來服事，而不是由他們來主導。傳道人和牧師的職責在鼓勵、協助提供資源和年度的培訓，以裝備所有參與前線事工的義務同工。
熊谷的成長實在是不足為奇的。在七○年代的九年之間，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老會所很快就爆滿了。經過一番爭辯，他們決定整修會所，而非搬到郊區再蓋新會所。寧可將錢花在新事工上，而非蓋美麗昂貴的教堂。不過整修後的會堂，也只能坐三百人，因此他們就分幾堂崇拜。到一九八二年，共分四堂，其中兩堂是傳統式的崇拜，有很棒的詩班，另外兩堂則比較不正式。偶爾，他們就在市區裡租個大禮堂，讓四組會眾有機會在一起聚會。
熊谷相信許多教會都能作到他們所獲致的成績：「任何一所在城市裡的中型教會，都有能力成長數倍。」
新的事工帶進新的人，新的會眾就意謂著更多可投入戰場的生力軍。一個接一個的事工就這樣在丹佛的大都會區展開。
熊谷在關注無家可歸人士的事工上，顯示了他們隨從聖靈動工的服事態度。一九七七年，教會裡有四對夫婦，在閱讀了一本關於神與窮人的書之後，大受感動。他們乃向教會領導階層，提出一項建議：他們願意在日常奉獻之外，每月再多奉獻六百美元，作為開創照顧無家可歸人士的事工之用。同一星期，富牧師的姪兒安迪（Andy Cannon），打電話來，說他正準備離開曼非斯城，到丹佛來。原來他在那裡就是服事街頭流浪兒的。就這樣，教會雖然尚未籌得足夠的款項，但是他們先以信心跨出第一步，雇用安迪為街頭事工的牧者。不久，就有兩位作生意的弟兄奉獻一棟價值五萬美元的大房子，除了給安迪和他的家人住，還可容納三十餘人，他們將這地方命名為「創世中心」。
住在這兒的人，都得嚴守中心在三餐、查經、工作分配和作見證等事上所排訂的時間表。「大街上的耶穌」是他們稱呼集會用的咖啡室。在男女關係上，更是制定極其嚴格的規矩，因為許多人長期在街頭上，過的是男女混雜的生活。這樣嚴格的管理，在頭六年，反而造就了十九對相當穩定的婚姻。
八○年初，市政府變更地目，「創世中心」所在地成為購物中心。不過，安迪的街頭事工，已經擴大成為一所教會和一間給高中輟學生上的學校。到一九九四年，他的教會──敞開團契教會（Open Door Fellowship Church），已經有百名欣欣向榮的會眾。會友一半是街頭人士，一半來自郊區的中產階級。
一位富有的捐獻者自願租下教會旁的一棟屋子，丹佛街頭學校很快就成立了，這是專為高中輟學生開設的。富牧師的另一位姪子湯姆（Tom Tillapaugh），是名教科學和數學的老師，搬來丹佛與安迪同工。他們召集了數名高中生，就開始這項事工，湯姆認為：「紙上談兵是沒有用的，成功的要素在於，主差派一群肯捨己的基督徒來服事，實際地幫助這些孩子。」
狄麥道（Dee Oldham McDonald）就是這樣的一位老師。狄老師在一九八六年，從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畢業，她的前程似錦，因為她是有特別天賦的黑人老師。在熊谷的佈告欄上，看到丹佛街頭學校急需老師的廣告，她就這樣忠心地站在這崗位上直到如今。
今天，丹佛街頭學校收有四十五名學生，還有一百五十位在候補名單上等待入學。學生中，西班牙裔佔60﹪，黑人佔25﹪，白人則為15﹪。校本部共有八間教室，一間實驗室，和設備完整的電腦教室及大禮堂。另外兩所分部，一在丹佛，一在科羅拉多泉市。湯姆同時還幫助西雅圖和卡林堡建立類似的街
街頭學校的年度預算高達30萬美元，經費大部份來自非政府機構，因著基督徒的信仰促成這些計劃。安迪主領每日的聖經課程和週日崇拜，「聖經課程實際上成為輔導課，」湯姆如此認為。「我們的目標在於建立孩子們的性格和道德價值觀。」熊谷的許多會友，不只在經費上支持這項事工，而且還擔任義工輔導。學校的籃球、排球隊伍，借用熊谷教會的體育館作為訓練場地。他們也與教會的青少年團契保持密切關係，讓孩子們有基督徒同伴為友。傳統教會，許多人持這樣的看法：「辦教育是公立學校的事；基督徒只要帶領人歸主就可。」湯姆對這種觀點無法認同，他相當了解學生真正的需要，他說：「整全的教育──是結合學業、技能、靈性、情感和身體的教育。」
丹佛街頭學校的孩子都是來自問題家庭的問題孩子。他們的成長經驗脫離不了毒品、酒精、未成年媽媽，多半沒甚麼是非觀念，是極度缺乏盼望的一群。湯姆時常請畢了業的同學回來作見證──證明改變是可能的。全心奉獻的老師，幫助孩子們培養道德上的良知。同工們，不只白天教書而已，晚上和週末也都和孩子們一起，兼代父母的角色。湯姆說，「我們告訴孩子們，『耶穌愛你，我也愛你』他們真誠地相信。」近幾年，學生們信主的比例都在一半以上，超過半數的學生繼續唸大學。
麗莎的男友帶她來丹佛街頭學校的時候，她只有十五歲。父母又酗酒又吸毒，根本不管她的死活。她在高中時輟學，縱情於毒品和宴樂。湯姆說她是「試著在男友身上，尋找父愛。」麗莎被帶來的時候，已經生了一個孩子 ，在她離開的時候，還懷了雙胞胎。這些年間，她給大家帶來的困擾著實不小。因行為不檢，遭受開除。但是離開兩星期後，她又哀求學校著讓她回來，因為這是唯一一處她能得到真愛的地方。
學校成了麗莎的家，慢慢地，她有些改變。在學最後一年，她接受了主，並且加入熊谷的單身團契，開始接觸一個嶄新的世界。麗莎畢業後，進入電腦學校就讀，團契裡的弟兄姐妹還幫忙她帶孩子。今天，她有一份很不錯的工作。最近她回丹佛街頭學校分享自己成長的故事。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著這位滿懷信心、能言善道而又穿著入時的專業少女，述說基督怎樣改變她的一生。
丹佛的內陸醫療中心是由鮑威廉醫師主持。到一九九四年，位於丹佛最貧窮的少數族裔地區的醫療中心，一個月服務千名以上的病人。九名醫師和二十名護士，都是義務服務，使中心能收費低廉。同工們總是和病人一起禱告，並邀請他們上教會。
這所醫療中心也是熊谷開展的事工。像其它許多事工一樣，最終成了獨立機構（一九八○年中）。不過大部份經費來源和義工，仍然來自熊谷教會。
傑夫是「邁爾海」（Mile High Ministries）事工的總幹事。這個機構，是為了協助熊谷名下的幾項事工而成立。傑夫在一九八二年移居丹佛時，還是一個西部鄉村歌曲樂隊的成員，加入熊谷後，受到聖經上的挑戰──耶和華的心在窮人和被欺壓的人中間，這對他是全新的信息。他和樂團都受到感動，回應熊谷援助高棉難民家庭的計劃。傑夫協助安置這個破碎的家庭，幫助他們脫離幫派的糾葛，傑夫這樣說：「神使我的心更加柔軟，關注窮人的需要。幫助一個家庭只是任何人都能作到的小事，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第一次親身經歷。我感受到他們的切身之痛，我聽從牧師所說：神要我們有所回應。」
早在一九七○年末，熊谷就想成立一間獨立的機構，將旗下幾項事工統籌管理，如咖啡屋、醫療中心、照顧游民的事工等。後來到一九八八年，因著葛里翰佈道會，使丹佛的許多教會緊密合作；包括熊谷在內的十所教會主任牧師，擔任這間改名為「邁爾海」機構的董事，從此成為完全獨立作業的機構。
「邁爾海」的功能在於聯繫大城市的教會與郊區會眾，藉此幫助城市教會。十位董事中，三名來自內地教會，其餘七名來自郊區。一個月聚會一次，半小時開會，兩小時用來禱告和敬拜。他們的目標在提供各項資源，建立和堅固大城市內的各項事工，並藉此鞏固城城市教會。總幹事傑夫，特別強調地方教會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除非一個人加入地方教會，否則因關懷事工而信主的果子，百分之百流失。地方教會是改造社區光景的關鍵機構。」
「邁爾海」是郊區和城市教會間的一座橋樑。像西班牙裔教會，在教育事工上，顯然缺乏課業輔導人員義工，傑夫就向郊區教會招募義工。在一九九○年，安迪的敞開團契教會找到五間破損的房子，正好可作為許多成長中的事工之用。但是他的城市教會，財力不足，無能力修復這些房子。這時，「邁爾海」就發揮了它橋樑的功能，籌募款項、招募義工翻修房子，然後再交給敞開團契使用。
整修房屋的計劃，在「邁爾海」帶來復合事工的新靈感。當成百的白人義工從近郊或小鎮，投入以西般牙裔和黑人為主的內地，幫忙整修計劃時，「邁爾海」的領袖們感到機不可失，覺得這是最好的教育機會，可以讓白人信徒對貧民的痛苦，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因此，他們安排義工們，一天花四小時整修房子，八小時則用來認識神對窮人的心意。「在城裡貧民區的生活，是甚麼樣的面貌」──貧民區的居民都很樂意分享自己的辛酸故事。傑夫和「邁爾海」的幾位領袖，更動員社區居民，利用影視、書籍、演講等方式分享，其它還有全球不平等待遇機智問答，以及全球饑餓問題遊戲等甚具創意的節目。不過，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當這些又累又餓的義工們，收工回來的時候，他們每人得到一塊錢的食物救濟券，並被告知：「晚上九點以後，才准回來。祝你晚餐愉快。」
「邁爾海」不只從近郊的教會，給城裡帶進短期義工，他們還幫助十戶家庭長期移居丹佛市內。
黎姿和史蒂夫（Liz and Steve Thompson）從一九八六年就加入熊谷，那時史蒂夫在丹佛神學院讀書，來熊谷實習，後來正式受聘為青年事工牧者。史蒂夫帶過幾次高中生短宣隊到第三世界國家。慢慢地，他們夫婦和其他幾對夫妻，感到神呼召他們搬到城內居住。一九九二年，前後共有六對夫妻搬到同一地區，他們與熊谷都多少有些關係。住在這樣的地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幫派的火拼槍聲，時常劃破寂靜的夜空。史蒂夫夫婦的七歲女兒，就在附近一所黑人佔多數的學校就讀。他們每週聚集一次，彼此扶持，他們都很清楚，這是神的呼召。黎姿盼望成為一名醫生，她在醫療中心與鮑威廉醫師同工。史蒂夫則一邊繼續讀法律，一邊在「邁爾海」服事。
熊谷教會在促進城市事工上，的確是驚人的成功。不過，這並非熊谷最大的特色。事實上，教會本身並非位於貧民區的教會；教會也從未忘記她最核心的會友是屬中產階級。雖然他們發起許多服事窮人的事工，正如富牧師所一向主張的：「教會的更新主力，主要還是靠中產階層事工的復興。」許多年來，這些才真正是熊谷事工的焦點，例如經常舉行的婚姻講座退修會、興旺的單身團契、年輕媽媽團契、專為弟兄設計的節目以及一流的音樂詩班服事。
羅傑（Roger Thompson）牧師，就一直帶領一個叫「織帳棚」的弟兄團體多年。他發現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弟兄，對結合信仰與工作都感力不從心。羅傑用使徒行傳十八1~3節，來幫助弟兄們瞭解，在日常工作中，也能積極見證主。每週三早上，羅傑帶領早禱與扶持。每個月，有兩次早餐會，在6:45A.M.舉行，生動地探討一些相關話題。
柯素珊（Susan Kofer）在一九七二年，開始熊谷的年輕媽媽團契，針對有學齡前孩童的母親。許多年來，她們每月在教會聚兩個早上。她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讓年輕媽媽們可以分享、哭訴甚至跺腳發洩的地方。」由教會安排妥善的顧嬰及孩童聖經故事，讓媽媽們無後顧之憂，能輕鬆地喝茶、分享、討論和聽演講。教會經常請一位靈性較成熟的姐妹分享見證。這個聚會成為年輕基督徒媽媽，帶領未信主的朋友來教會的最佳地方。未信主的媽媽們，又帶進更多她們的朋友。熊谷開發許多吸引慕道友的新穎節目，好讓這些友誼能持續，進而帶領人歸向基督。
到一九八○年末期，熊谷的設施已不敷使用。約有一千名會眾，共用一間僅能容納三百人的教會。教會於是外調一部份會友，去幫助一些死氣沉沉的教會，這樣也疏解一些過份擁擠的壓力。熊谷的「街頭學校」事工，校園場地也不夠大，他們的成人主日學也回到教會借用場地，如此一來，更顯擁擠，校園事工與教會的成長都受到限制。
最後，他們合併了一所幾乎破產的小浸信會所，取得一塊差點被法院拍賣掉的3.5公頃的郊區土地。他們在上面蓋了九棟建築，包括可容納七百五十人的禮堂。他們似乎有意的不願蓋超大的教堂，好讓會友和事工一直大過場地，並且他們要求會友，把車停到位於下一個接口的中學裡，希望會友們把焦點放在事工上，而不是築起圍牆的教堂或封閉的城堡。
[原載於校園雜誌86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