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面面觀
關於政教關係的問題，於教會內己爭論多年。很多時侯當一些政治問題衝擊教會之際，不同派別的基督徒會去爭辯、吵架、甚至面相攻擊。長久而來教會的政教觀存在著兩種各走極端的觀念：一方面是全面擁抱、融入建制，另一方面則是將之視為世俗、主張「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在香港教會中，此話題的爭辯更是複雜。教會中的保守派受到王明道、倪拆聲等屬靈偉人影響，主張聖俗二分；這種思想再加上中國人不問政治的風氣，變成了抗拒參政的神學理念。但同時一些大宗派教會(特別是那些隨英國侵占香港而來的宗派，如聖公會、循道宗)卻因承辦社會服務，與政府建制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因著這些既得利益，他們對政治便有濃厚的興趣。
在九七年之前的政制爭論、倡於十月一日設立「國家主日」、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普選等事件，引起了香港教會內部的嚴重分岐。從這些事件我們可看到上段所述香港教會政教觀的衝突。但是，耶穌基督本身對於政教關係的心意如何？
這可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畢竟聖經不是本講政治理論的書，而耶穌時代的政治生態與今天截然不同。要在聖經中建構一個「基督徒政治理論」並不可行。我們要明白這一個限制：我們建立的政治理論，只可能和聖經原則衝突不大，而不可能完全是「出自神旨意」。在這篇文章，我會介紹教會史上不同的政治觀、查考聖經上的說法、以及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議。
初期教會的個人見證
初期教會的福音是關乎個人的，並沒有相關的社會改革行動。那時教會的教導，多是關於在充滿逼迫的社會中潔淨自己、準備自己，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準備進入天國。這想法是有其歷史背景。當時羅馬帝國征服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區，並以開明及公平的法律治理。這為帝國領土內的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安定，史稱「羅馬和平」(Pax Romana)。一切自由的行動，因而被局限到個人、內在的生活中了。當時教會以個人為重的信仰有異於當代那些個人中心的思想。他們主張藉愛人及愛弟兄來表明神的愛心。只是教會卻沒有參政改變現狀的想法：他們跟從保羅的教導，一方面相信人人平等、又對社會建制及社團取順從適應的態度。在主後頭幾個世紀，基督徒大都抗拒參政。當時可以於官場大有作為的人才，比如奧古斯丁、愛任紐等都披入教會的懷抱，自此不再參政。有史家指出這為羅馬覆亡舖下伏線。
不論支持或反對教會參政的人都會從初期教會中找事例支持自己。支持者會指出初期教會於社區中常接待有需要的人、且常救濟窮人；反對者則提出當時教會對政權的順服。兩者都沒錯，但這等爭論則是多餘的。畢竟初期教會有他們的盲點、有他們的錯處，保羅多封書信就是為這些錯謬而寫的。而他們的處境亦與我們不同，我們不可能照抄他們的模式。按著今日的處境實踐聖經的教導才是我們的責任。
到了羅馬帝國末年，教會經不斷增長及擴大，己成立一個應付各種需要的組織。教會的倫理觀從以聖靈為中心轉為以教會為中心，教會己不能再忽視國家體制的存在。它要定立信徒在世生活的指引，這剛好為中世紀教會生活作了準備。
中世紀的政教合一
與初期教會比較，中世紀的政教觀可謂反其道而行。當時教會日漸龐大，權力集中，深深影響著政府及社會集團的運作。當時羅馬教會在歐洲文化上取得領導地位，同時組織上亦受到日耳曼人區域性政權的影響，政教合一成了大勢所趨。奧古斯丁的神權政治思想則為政教合一提供了神學基礎，而當時的神學家阿奎那於其著作《神學總論》中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加在教會倫理規範之中。這作法加強了當時教會權力的理據。當然，政教合一為教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權力，使之成為建制的一員。在這種環境下，教會日漸腐化，為宗教改革埋下伏線。當然，不要忘記中世紀教會政教合一是有其時代因素，對於當時的人來說，要改變政教合一的歪風並不容易。我們不能因為當時教會建制的腐化而抹殺中世紀基督徒的功勞。我們不能輕易以「為甚麼你不發起宗教改革」為理由加罪於任何人。
到了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的時代，地區上的政治勢力日漸抬頭。比如在德國，就形成皇帝、諸侯、教會三雄鼎立之勢。就在這種權力制衡所造成的空間中，馬丁路德得以成功發起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重倡政教分離
馬丁路德有見於天主教會因權力而有的腐化，採取了政教斷然分立的態度。他主張人最重要的是與神有相交的經驗，信仰則是個人的。國家的權柄，路德要求信徒要順服、不應抵抗。他認為政權是出於神的，其權力又是社會維持紀律和秩序所必需的，因此教會沒權違背國家權柄。就是信徒不幸遇上暴君，路德亦只准他們以逃走為消極的抵抗或忍受，武力抵抗則是不容許的。他認為信徒要克服世界的習俗、風情，卻相信信徒要在苦難中盡忠職守、順服政權。
路德提倡政教分離，這是好的。畢竟政教合人已為當時的天主教會造成嚴重的腐化。可是他的政教觀卻過份偏向理想主義，使他不能回應民間疾苦。當時德國的農奴久被壓迫，因而起來暴動。路德因著其政教觀支持諸侯平亂。德國南部的人民因而離棄路德，重投天主教會的懷抱。此事可謂馬丁路德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亦因此後來加爾文提出另一種政教觀以補不足。
加爾文的積極觀點
與路德不同的是，加爾文對政權抱合作、尊重的態度。加爾文認為世界上一切的體制不過是工具而已，本身並無價值：是以基督徒應將之利用於改善社會。加爾文對政治興趣濃厚、態度積極，他相信這樣作可以榮耀神。加爾文主張社會需要統一，而建立基督教世界就是達到此一目的的方法。他認為教會在基督教世界中要和政權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合作。根據預定論，加爾文認為一些人被神選為統治者，另一些人則要被統治，這安排是出自創造而非墜落。但是，他亦強調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每個人之間因而是平等的。他對處高位的人說：「每一特別權益，都被視為對聖潔社會的一種責任。」加爾文不單主張人人平等，亦指出他們在社會中都受同一法律的管治。
加爾文的政教觀，不像中世紀觀念專制、亦不會如路德的觀念那樣偏向理想主義。他自由、責任與權威並重的模式，令社會各界皆可有空間完成其社會責任。加爾文的思想，對英國、美國、瑞士和荷蘭的政治產生了不少的影響，便政教關係可以發揮最正面的效力。
聖經的教導
耶穌基督「該撒的物歸該撒」的教導相信是最有名的了。這教導指出了耶穌認為政府和教會是屬於兩個不同範疇，不應合而為一，而要分別出來。從這個看來，政教分離比政教合一更合乎神的心意。只是那並不是問題的結束，我們仍要問政府的權力是否合理？政府的責任是甚麼？信徒只需效忠教會，還是對政府仍有責任？論到政府的權力，保羅這樣說：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13：1-2)
原來政府是由神所立的。雖然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但是他統治的權力仍是出於神的准許。別忘記保羅時代的政府都不是信神的，這話是指著所有政權(而非只是基督教政權)而說的。但神為何設立政權？保羅接著說：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羅馬書13：3-4)
政權的設立，是為了管冶，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秩序。至於屬靈的事務則不是政府所管理的。既然如此，政府不應該干涉教會事務。同時教會一方面不要干預政府施政，也不要硬要政府按教會的倫理辦事。要明白政府的工作，是管冶、是技術上的工作。屬靈的事該由教會負責，不要假手於政權。
但這代表信徒與政府無關嗎？信徒只好管屬靈的事，別管政府了？這可行嗎？使徒們如此回答：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羅馬書13：5)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彼得前書2：13-15)
信徒在世上是有著公民的身份，奉公守法是理所當然的。政府雖與教會各司其職，但教會內的信徒仍是為政府所管理，理應守法。以自由為籍口不奉公守法是不合情理的。年前有一位「信徒」認為神為天地主宰，因而政府沒有合法的權力，從而要求法院撤銷警察給他的泊車告票。那人當然敗訴，就是上帝親臨為他審案，他也必敗無疑：他的政教觀與完全違背聖經！
但是假若政府失職，或是濫權瀆職，那信徒該如何自處？繼續遵守那侮辱上帝、不合人倫的法律？還是拒絕順從、奮起抵抗？且看聖經中的一些例子：
有希伯來的兩個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對她們說，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看她們臨盆的時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殺了，若是女孩，就留她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出埃及記1：15-17)
在出埃及的時代，法老為除滅希伯來人而濫殺無辜。但接生婆出於敬畏而抗命。神不單沒有因她們不順服政權而怪責她們，反而賜福她們、使她們早生貴子。此外，被擄時但而理亦曾抗命：
國中的總長，欽差，總督，謀士，和巡撫彼此商議，要立一條堅定的禁令：三十日內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甚麼，就必扔在獅子坑中。「王阿！現在求你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使禁令決不更改。照瑪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於是大利烏王立這禁令，加蓋玉璽。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裡(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樣。(但以理書6：7-10)
為了信仰的緣故，但以理不顧生命拒絕從命。結局大家都知道：神沒有怪但以理，反而在獅子坑中保護他，叫那些陷害他的反遭報應。在新約時代，抗命的事例亦非罕見：
「惟恐這事越傳楊在民間，我們必須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於是叫了他們，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罷。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使徒行傳4：17-20)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假如政府的律例叫我們拒絕神：比如一些干預信仰的法律、一些違反人倫的政策等，那麼信徒應該反抗不從。信徒是在主內順服政府的，若政府有負神交託的使命，那信徒並無順服的必要。至於武力革命是否可行？聖經沒明言。但是要明白的是：盡忠為神是全天候適用的最高規條，愛人如己也是，但順服君王則不是了。可不要主次不分，使信仰合宜的教導變為吃人禮教。
一些個人的愚見
個人認為今日香港教會對政教分離的實踐並不夠好。要不是政治冷感，便是泛政治化。這些作法都不合乎聖經的教導。在二十一世紀，社會關係日漸複雜，政教各不相干已是不可行。在信仰上棄絕世界，卻在實際生活中享用世界的資源、受世界制度的保護，這不成道理吧？自由派曾罵不問政事的基要派為寄生蟲，雖偏激卻不無其道理。但同時教會是有自己的職分、特性及訊息，將福音泛政治化是自殺的行為。比如自由派教會近年來人數持續下跌，就是因為他們把社會行動取代福音，失掉基督教的特色而為人所離棄。
不過既然社會關懷是聖經的教導，在今時今日信徒接觸政治是無可避免的。既然信徒有關懷社會的責任，那面對著社會中不少由制度而生的問題，他亦無權充耳不聞。對於政治，基督徒的問題不是該否參與，而是如何參與。個人認為教會直接參政並不可取，但由平信徒組成機構參政則是可行：一方面這樣可免卻政教合一的憂慮、同時專業及前線的平信徒比教牧同工更能回應政策上的問題。教牧專心牧會、平信徒以其專長見證上帝，這樣是上好的選擇。
不論如何，教會都應該聯合起來認同鄰舍的困苦無助，與民眾共渡時艱。同時跟聖靈的引導，以基督的心為心，謙卑的服侍鄰舍：以社關行動幫助他人脫離困境、以平安的福音給鄰舍安慰及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