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聖經」的歷史考查

鄭仰恩



        自從基督教會在第四世紀末正式接納現今公認的二十七本新約作品為正典以來，聖經就一直是教會解決神學論爭、處理信仰糾紛的評斷標準。事實上，正典（Canon）一詞本意為「測量桿」或「直尺」，原本就可用來指「標準書單或目錄」，後來則被早期教父用來指稱教會所接納、內容包含有「基督教信仰準則」（rule of Christian faith）的作品。正因如此，在近一千五百年的基督教會歷史中，特別是宗教改革運動以後，呼籲信仰認知或立場已經偏差的教會應該「重返聖經」的聲音一直不曾停止過。可以想見的，這些聲音往往也會和教會中的「改革」（reform）訴求相互呼應了。不過，在這些呼聲當中，似乎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發出的音量最為響亮，也最具代表性。以下我們就試著以這兩個案例來作「重返聖經」的歷史考查。


一、馬丁路德的「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主張

        德國改教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處的時代，正是中世紀末期的羅馬大公教會在體制、靈性、倫理生活，甚至教義觀點等方面都呈現出極端偏差的危機處境，教會上下呈現出一片要求改革的呼聲。我們由當時數個大公會議所高舉的改革原則——「首腦與成員的改革」（reform in head and members）——就可以看出這種氣氛。某些教會領導者主張改革的重點應該著重在行政效能和法制的改造上，某些領導者則主張應從教會靈性生命的更新著手，當然也包括了神職人員的專業訓練和道德生活的改善。不過，宗教改革運動的最重要關鍵就在於，通過馬丁路德的真實信仰體驗以及神學洞見，他發現光是從體制、靈性、道德生活上來從事改革是不夠的，因為這一切腐化、偏差的源頭事實上是「神學性」的。換句話說，除非教會能從神學層面的改革著手，並重新思考其教義和宗教觀念的本質，其它層面的改革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工夫」而已。因此，盛行於當時的北歐人文主義的觀點——「回歸本源」（ad fontes）——就被轉化為後來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思考模式——「回歸聖經」。

        其實，回歸聖經的主張早已呈現在路德之前的改革家如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胡司（John Hus）、伊拉斯模（Erasmus）等人的思想中。事實上，人文主義學者瓦拉（Lorenzo Valla）早在十五世紀時就已發現，許多在神學上有偏差、經中世紀教會增添的教義都是因為對聖經的錯誤翻譯或解釋而來。譬如，瓦拉就以中世紀神學家所常引用來證明婚禮為聖禮之一種的以弗所書五章31-32節這段經文為例，指出當時最廣為使用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中所翻譯的「聖禮」（sacramentum）一詞的希臘原文其實是「奧秘」（mystery），並無聖禮的意涵。更具關鍵性的是，《武加大譯本》將耶穌傳道事工一開始的宣告語翻譯為「悔罪罷（do penance），因為天國近了﹗」（馬太福音四：17），因此成為中世紀贖罪禮（penitential exercises）的重要根據。然而，根據希臘原文，此段宣告語的正確翻譯應為「悔改罷（metanoia），因為天國近了！」。很明顯的，悔改意為「改變心思意念」，並無任何禮儀的意涵。藉助「回歸聖經原典」來重新建構對神學的正確理解，這可以說就是後來路德和加爾文等改教家從事宗教改革運動的基本原則和態度。

        這種「回歸聖經」的信仰態度，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路德於1521年在教宗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聯合召開的沃木斯（Worms）會議中，面對異端的控訴和「撤回其神學主張」之要求時的強烈反應了：「這是我的立場，我不能改變……我的良心被上帝的話語所捆綁，因此，除非我被出於聖經的證據所教導或說服，我不能也不願意撤回我的主張，因為這樣作既不安全也不明智。」


二、卡爾巴特的「羅馬書釋義」

        卡爾巴特於1911-21年間在人口不到兩千人的沙芬威爾（Safenwil）小鎮牧會。漸漸地，他對當時位居主流的自由神學傳統——也就是塑造他成長的神學傳統——感到強烈的失望。用他的好朋友突尼森（Eduard Thurneysen）的話來說，他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講道、教學、牧會關顧都需要重新尋找一個「全然不同」（wholly other）的神學基礎。對巴特而言，此階段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到底上帝是誰？」相對於當時的盛行觀點，巴特主張，上帝不應該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幻象，也不該是愛國主義者所製造的偶像，更不應該是人們自我宗教情感的投射。

        因此，巴特開始探索那「新而陌生的聖經世界」，自1916年起更專注在羅馬書的研究上。當他在1919年出版《羅馬書釋義》時，用天主教神學家亞當（Karl Adam）的話來說，他在「神學家的遊樂場投下了一顆炸彈」。用巴特自己的話則是：「我好比一個人在黑暗中攀登教會的鐘塔，而當我企圖伸手去抓樓梯的扶手時，我卻抓到了大鐘的繩子，並在無意中將全世界叫醒了﹗」當然，自由神學家對德國參與世界大戰一事和對極權主義 - 特別是後來對希特勒納粹政權——毫無批判、無力回應的軟弱態度也是巴特一再攻擊的地方。簡言之，巴特雖然接受「歷史批判學」的方法和成果，但是對於自由神學家所主張的「上帝的內在性」、「人類的美善本性」，以及「歷史的向上性」提出強烈批判，並強烈主張「上帝的聖潔和超越，以及他在基督裡所顯明的慈悲」。

        事實上，以《羅馬書釋義》為例來看，巴特對聖經的研究可以說重新為當時代開啟了一個對聖經的新態度：將聖經視為「上帝的話語」。換句話說，巴特重新發覺了宗教改革運動的信仰傳統。根據這樣的信念，巴特將上帝定義為是截然不同於人類之期待和欲望的「全然他者」（the Wholly Other），且將上帝的神聖性和人類的宗教情感對立起來。對巴特來說，神學就是「上帝神聖話語的僕人」（ministerium verbi divini）。


三、重返聖經的「迷思」

        在作了上述的歷史考查之後，筆者也必須指出，重返聖經並不僅只是一個單純、簡化、機械性的概念或過程。換句話說，它絕不意味著一種「只讀聖經、不顧其它神學傳統」的信仰態度，它也絕不等同於聖經字面主義、聖經無誤論，或基要主義式的「反時代」傾向。事實上，重返聖經應該是指一種以聖經作為神學建構的主要參考架構（framework of reference）和指引原則（guiding principle）的信仰態度。更明確地說，重返聖經無可避免地也會牽涉到「聖經解釋」的問題。我們必須自問：作為一個有限、會犯錯的人，我們如何能了解「上帝的話語」呢？

        研究聖經解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即使是主張「回歸聖經」，我們仍無法避免「帶著眼鏡」或「以自己的眼光」來讀經的危險。用巴特在《羅馬書釋義》1932年英文版序言中的話來說：「我重新問：『什麼是釋義？』誠然，沒有人能在釋出（auslegen）經文意義的過程中，不同時釋入（einlegen）某些東西的！此外，也沒有一個詮釋者可以免於『加入多於取出』的危險。我就無法免於這種危險……我只是誠實地試圖『解釋』（ex-plain）經文而已。」

        最後，筆者還要提出一個相關的信仰問題讓讀者思考。如果路德和巴特可以作為「回歸聖經」的典型代表，那麼他們對羅馬書的極端重視正好說明一個事實：他們的聖經觀多少都反映了「正典中的正典」（canon within canon）的意涵。也就是說，雖然基督教的基本信念是全本聖經都是「上帝的話語」，但事實上聖經中的某些部份卻總是被視為比其他部分更重要或更有規範性。譬如，大多數的基督徒大概都會認為新約比舊約重要，但真是如此嗎﹖筆者要提醒諸位讀者，改革宗傳統對聖經最獨特的信念就是「對新舊約同樣重視」和「視全本聖經為同樣重要」的精神。但願我們都能以這樣的態度來「重返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