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甚麼?



    在六四事件之後十年間,不斷有人提出一些言論,其一是指出當年中共的鎮壓是必要的,此外亦有人覺得民主制度並不適合中國。

    持第一種意見的人認為當年在北京的學生製造動亂,政府要鎮壓才能使中國創造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也許我們應看看開放改革初期的歷史。在八二年之前,鄧小平的開放政策確實是使中國的生產總值翻了幾翻。只是之後一直到八九年,中國的經濟搞得一蹋糊塗:起初胡耀邦主政,開放的政策造成了經濟過熱的現象;而當李鵬接手時,他改善了過熱的現象,但又使經濟萎縮。自此中國的經濟一直處於這種惡性循環,直到九十年代朱鎔基實行宏觀調控政策,情形才得到了改善。

    如此一來,中國九十年代的經濟表現,未必和六四鎮壓有必然的關係。而事實上八九民運的起因,和中國初期的改革失敗有關。

    由於中國經濟的惡性循環,中國人民於八十年代末受到通貨膨脹和經濟低迷之苦。「大鑊飯」政策雖被廢除,社會保障的制度卻遲遲未能建立,使中國陷入「原始資本主義」的狀態。人民未嘗資本主義的果實,便先受其苦。叫人氣憤的是,開放改革使不少幹部有「先富起來」的機會,更造成了貪污腐化的現象。人民開始懷念毛澤東年代的廉潔風氣,時至今日,仍有人把毛氏奉為神明。

    到了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學生便乘機起來,要求一個更廉潔、公義的政府。到了後來學生更推出自由民主的口號。但事實上,反腐敗才是當年學生關心的地方。

    我們也許不認同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但我們不應掩耳盜鈴,置政權腐化的問題於不顧。事實上,中國於十年間貪污問題惡化,幾乎每個市都有市長因貪污被抓。民工潮、下崗工人增加等則反映出國內隱藏著不少的危機。我們有必要反思中國需耍的是甚麼,回想一下當年學生的訴求。

(六四十年系列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