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刀邊緣──「愛董」的危與機
鄭鈺鈿
在一遍「挺董」、「倒董」聲中，著名教會領袖熱切地談「愛董」。而在近日一個數千人參與的大型祈禱運動的完成慶典，特首董建華亦接受主辦機構的邀請，到場接受信眾的祝福及代禱。筆者為了瞭解在今天民怨衝天的情況下，對公眾來說（跡）近切膚之愛的「愛董」議題是甚麼一回事，遂帶著欲迎還拒的心情參與當晚的聚會。
筆者離開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心情仿如倒翻五味架；兩年來，參與禱告運動的弟兄姊妹，懇切地為香港所面臨的困境作百萬小時的禱告，令筆者深受感動，但在感恩及欣喜之餘，筆者心裏卻湧起一分按捺不著的迷惘、憂慮與不安。故此，筆者希望借《眾議園》的空間認真慎重地思考「愛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在剖析「愛董」的不同理解之前，首先讓我們看看提出「愛董」的朋友所持的理據。他們引用提摩太前書及羅馬書的經文，指出信徒應該為在上位者禱告，宣稱掌權者的權柄是由上主賦予，故此信徒需要愛護及祝福在上位者。由於上述論調無條件地視掌權者的權柄是來自上主，故筆者認為需要審慎處理，否則可能被利用，成為替任何暴政塗脂抹粉的言詞。以下筆者試圖從兩方面對上述論調進行剖析。（以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語義、概念及社會分析的層次，至於信仰方面的反省，筆者希望在另文交待。）
先讓筆者從這說法的歧義性談起。筆者一個重要的立論點是：在不同的語境當中，同樣的說法可以帶出截然不同的意義。故此，宣稱當權者的權柄是來自上主的說法，在不同的語境中可能呈現迥異的理解：若當掌權者宣稱他的權力是絕對或最終時，宣稱當權者的權柄是來自上主的可以帶有批判的意味，指出當權者之上還有天理，他的權力是有限及並非終極的。例如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著名的《巴門宣言》（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便指出希特拉及其政權的權力是有限制的。
若以本地近日的社會事件為例，在爭取居港權事件中，在人大釋法以後，爭取者強調家庭團聚是人權。在此情況下，若我們強調當權者的權柄是來自上主，可藉此表達在法理之上尚有天理，並對現行拆散家庭的措施提出批判。但在另一情況下，例如在近日有關修訂《公安條例》的爭議中，當權者有選擇性地執法受廣泛批評及質疑，若於此時宣示當權者的權柄是來自上主，這樣的說法，無疑是從維護當權者的立場出發，為當權者保駕護航，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甚至打壓異議的技倆。
除了需要注意上述語言上的歧義外，筆者相信區分愛當權者與支持當權者所施行的政策是相當重要的。筆者覺得我們絕不可把對上位者的愛等同於對當權者所施行的政策的支持。跟從基督的榜樣，我們應該愛我們的仇敵、罪人及在上位者，但我們卻需要堅拒不義和罪惡。況且，「愛之深，責之切」，若我們真的是愛護在上位者，我們便不可能對他的過失及問題緘默。故此，基督徒除了關心在上者，為他祈禱外，更需要對現行施政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提出異議；若當權者執意推行邪惡或不公義的政策，我們需要堅拒與政權合作，甚至透過行動讓公義得到伸張。而在教會過往的歷史中，不乏非暴力不服從政權的例子。上一世紀馬丁路德金以公民抗命、非暴力直接行動爭取民權及消除種族歧視的抗爭；以及天主教會認同菲律賓人民的力量，結束馬可斯的統治，便是著名的例子。
經過上述語義及概念的分析後，讓我們回到「愛董」的課題。首先，按筆者分析，作為回應「挺董」、「倒董」的爭議，「愛董」並非紓解這一狀況的有效途徑，反之，不批判地「愛董」事實上是跌進「倒董」、「挺董」論述的語言陷阱。從筆者的角度看，「挺董」、「倒董」的危險在於把所有支持或反對董建華施政的論調均還原到「倒董」、「挺董」的意氣之爭，雙方的對決只是一場政治力量的較量。但這正好忽視了支持或反對董建華施政雙方背後所持的理據及社會分析。而上述理解上的分歧應透過公眾的辯論去理清，而不可能透過政治運動的方式去辨明。
這樣看來，提出「愛董」的危險是在於以一種感性的方式去消融歧見及怨氣。當然，筆者絕對支持消融歧見及怨氣，亦厭惡謾罵及咒詛，但忽視及壓抑透過公眾及理性的討論去審視政府施政的方向，絕對無助於為香港締造共識與祥和。
上述分析帶出在談論「愛董」之前，社會分析的重要。「是否當前民怨沸騰的情況和政府的施政一丁點兒關連也沒有？」筆者認為這是任何提出「愛董」議題的信徒需要嚴肅慎重思考的課題。近年本港經濟的疲弱是不是可以完全歸咎為受外圍因素影響，故然存在疑問；而特區政府銳意把香港發展成為高科技及旅遊中心（例如促成迪士尼在本港興建大型主題公園、推動數碼港等等），這種力圖「超英趕美」，忽視本港實際情況的發展計劃，是否能造福所有香港市民，尤其是數以十萬計的低學歷或其技術再無用武之地的勞工及失業大軍？
事實上今年內所出現的連番事故，例如居屋短樁醜聞、多次反對特區政府急進政策轉變的示威和遊行、「八萬五」的不存在而沒有取消、以公安惡法打壓香港市民遊行、集會權利，均在在顯示特區施政出現嚴重問題。更遑論，董建華及其幕僚在處理居港權事件中公然製造數字，以「一六七」魔咒驅使公眾陷於恐慌，鼓勵民眾自私自利自保的陰暗面，挑起社會分化及矛盾，加深市民對新移民歧視，剝奪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故此，筆者認為董建華的施政即使不是不公義及邪惡，也實在是乏善足陳，談不上是甚麼德政。
筆者絕對無意冒犯真心誠意地「愛董」的朋友，但循上述分析，筆者發現近日所聽聞的「愛董」論調欠缺批判及曖昧含混，我們不清楚提出「愛董」論調的朋友是未嘗深思熟慮？是未能在聚會中清晰地帶出批判的意見？還是願意成為董建華政權的祭師？但無論如何，不批判地「愛董」是危險的。故此，筆者深切希望教會領袖帶領我們批判地「愛董」，除了為董建華祈禱及祝福之外，還要向他提出其施政不善之處，並且在當權者一意孤行，不惜犧牲香港市民的福祉，以圖達致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時，作進行非暴力抗爭或發起不合作運動的充份準備。
(時代論壇第六八六期，二ＯＯＯ年十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