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陷阱
卡爾遜(Charles Colson)
陳詠譯
教會不是一個利益團體，也絕不能讓自己淪為一個利益團體，
與其他團體平排並列向國家爭取私利;
否則，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教會便失去了她「 道德關懷的客觀地位 」，
這個地位亦正是教會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的主源。
基督教信仰無疑有改變人心的力量，越多人信道行道，奇蹟也越多。但如果信徒不再以天堂為他們最終的歸宿，而妙想天開，以為天堂可以建立在人間，那他們就比馬克思更為愚昧。──Russell Kirk
過度簡化的論調
前章所提到的從政信徒，諸如法官阿特 (Utter)等人無疑有扭轉局勢的影響。但他們成功的幕後有許多人的支持；個別公民、教會團體、法庭、獄卒，甚至一些犯人都分別盡上了棉力。栽種的是人，唯有神叫萬人萬事互相效力，結出義果。
但近年來，許多信徒卻得意忘形，居然以為我們只要多多選舉信徒擔任政職，便可收迅速改革社會之效。有人甚至荒唐到主張採取配額制；比方說，有百分之廿四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政壇上就要有相同比率的信徒公僕。還有人提倡信徒應霸佔政壇，公僕「為美國人民發言的同時亦是為神發言。」云云。
表面上這個方法似乎是挽救道德淪亡狂瀾的最佳捷徑，但實則是過度簡化的危險論調。信徒任公職，社會流弊便霍然而瘉的觀念既荒謬、無神學根據，亦非事實。
這種企圖以政治手段解決道德問題的作法顯然對政治、對屬靈之事都有誤解，對人的能力寄予太大希望，對神的統管力太過缺乏信心。以為人的制度因著基督教的影響而改良，可以帶來靈性復興，甚至為神的國舖路。這種鳥托邦幻想不只有馬克思主義論調之嫌，旦忽略了歷史層出不窮的教訓，是先有靈性大復興才有法制的改革。反之，因法制優良而引起靈性大復興的例子我是連一個也想不出來。
歷史還讓我們看兒，一個敬虔的人也不一定是一個公義智慧的統治者。舉一個例，十九世紀統一德意志的日爾曼人帝國第一任首相俾斯麥是個熱心的基督徒，讀經禱告，公開為神作證，但他同時提倡「德國至上」不遺餘力，為著達成這個目的，手段殘詭在所不惜。他這個仇外的民族優越論，為世界帶來兩次大戰的酷劫。
正如我們先前已經討論過的，權力使人腐化，基督徒亦不例外，不但如此，被權力腐化的信徒有時還以為自己正在替天行道，其後果更不堪設想。讓我們分辨清楚，先知可以替神說話，政治領袖卻不可，不然他們可能演變成回教教主、暴君。
因此國家公僕的首要資格不是屬靈不屬靈，國家政職與其他專業一樣，道德品行之外還必須有適合的資格和才幹，連在曠野的以色列人，當時還是神治，尚未有政治，摩西的岳父尚且建議他在百姓中選出「 有才能 」、敬畏神的人協助治理百姓 (見出十八21 )。
這個建議極為有理。比方說，如果恐怖份子佔據機場預備行兇，我們寧願唯有信主的警察，還是受過特別訓練的警員前往應付？馬丁路德說得好，他說他寧願被一個稱職的土耳其佬 (有異教徒的含意 )統治，亦不願受治於一位無才無能的基督徒。
信徒公民和信徒公僕
讓我再次提醒大家，信徒公民和信徒公僕的分別。作為國家公民，信徒有自由提倡自己的看法，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這是公民的憲法權。信徒國民應該將他們的信仰傳播，盡力使文化基督化，但是是以理服人而不是用劍迫人。但當公僕的基督徒職責就完全兩樣了，他們的職權是配劍的職權。神將保持公安維護公理的任務交給政府，政職人員行使職權不是私事，而是服侍全民的公事，因此他們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去播揚基督教文化，他們的職責只是維護公義，維護每一個國民的信仰自由。並不是說信徒公僕可以妥協他們的信仰或是他們對神的最高忠貞，他們一樣要在生活上見證神，但他們不可利用他們的地位去偏袒基督教或基督教會。一位信徒作家講得好：「 基督化國家者就是不予基督徒以特別權益，而以爭取全民平等待遇為原則的國家。 」
二十世紀初，膺選荷蘭首相的庫怕 (Abraham Kuyper)是位著名的神學家。反對黨人紛紛宣稱此人會以神權高壓的手段司政。後來卻剛剛相反，庫怕的政府和諧公平，一切團體的合法權益他都顧到，成為一個優良政府的模範。
如果信徒能分辨清楚信徒公僕與信徒平民的不同，他們就不會囗沫橫飛亂發威風，像中世紀的十字軍，使人避之猶恐不及。如果外界人士明白從政基督徒的真正責任，他們就不會那麼害怕，更會歡迎忠於職守的信徒加入政壇。
政治陷阱多得很
但信徒也不要太天真，太隨便的跳進政治的泥沼，以為自司出淤泥而不染，大肆改革一番。政治的陷阱多得很，我是過來人，且曾經一度是設陷的高手。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競選連任時，我的職責是擬出競選策略。這個差使不容易，因為四年前他當選總統時票數不過僅僅過關，共和黨又是個少數黨不說，尼克森本人更是其貌不揚，在電視上亮相凶多吉少，那怎麼是好？
我於是下苦工鑽研歷屆顯赫的大選，發現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的競選最有可以借鏡模倣之處，他們的策略是向眾多的利益團體逐一懷柔獻媚，一個一個的贏過來，慢慢積少成多使成了眾數。
一些素來不支持我們的死對頭，我認為不必浪費精神，我們要贏得的是可能支持我們的工農組織、南方福音派基督徒、東北部、中西部的天主教藍領階級等等，這些人後來被統稱為「 沈默的大眾 」。
這個策略詭滑實用，凡是有可能被我們利用的團體，我們都極盡利用之能事。換言之，這是一個政治手腕的傑作，尼克森熱烈贊同，我便照計劃展開攻勢。
我開始陸續邀請各團體的領袖光臨白宮，他們到訪時的各種細節都由我預先安排妥當。款客的頭一個節目就是跟我在白宮大餐廳中聚餐，我率領著這些貴賓經過長長的走廊，廊壁掛著總統忙公事忙的各式照片，夾道衛兵向我們嚓嚓敬禮，到達飯廳門前，我停下腳步，指著右邊另一道門低聲神秘的說：「 世界局勢操縱室。 」
大家自都聽過那傳奇性的國防總指揮 ，一提到這個極度機密的部門，立刻浮現 腦海的是滿壁的地圖，忙碌的電腦，一組專注的將軍正在研究蘇聯軍機的來去。事實上自二次大戰後，真正的總指揮部已經遷到五角大廈的國軍總部，剩下的只不過是一間辦公大廳，少許資訊交流的設備和牆上一生老圖表而已。
我們踏入飯廳。飯廳四壁包著油光鑑人的桃花心木，周圍肅立著紅色制服筆挺的海軍侍者。廳內八至十張餐桌，內閣官員、白宮官員圍坐深談。
此情此景，連最反對我們的人也禁不住大受感動。幾個以前從未到過白宮的民間領袖、民主黨人士當場使表示願意盡力支持我們。
還在遲疑未受感動的人，我便在午餐之後帶他們上樓，如果總統不在，我便領著他們恭恭敬敬的參觀著名的橢圓辦公室。總統若在，我便問客人想不想見見總統，客人驚奇得張口結舌時，我便若無其事的探頭房中 (當然這都是預先佈置好的 )
「 總統先生，」我說：「 我和某某先生剛吃過午飯，我們可以進來跟總統道聲哈囉嗎？ 」
尼克森更是一絕。此時他便會拿出一副嵌著總統徽號的鍍金袖扣贈給客人。客人離開的時候幾近卑躬曲膝而退。橢圓辦公室的引誘是沒有人能夠抵擋的。
由我引見總統的人各式各樣，由支持我們的酪農，至怒髮衝冠前來聲討公費減縮或反對越戰的大教育家，不論是什麼人，即使是頭獅子，一被引進總統室，腳一踏上那藍色軟厚的地毯，總統的聲音如雷貫耳，來人便馬上變得柔順如羊。橢圓辦公室好似有散發香水迷藥的功效，使來吵架的人忘了台詞，迫不得已表示反對時，態度也變得頗為遺憾，連連保證他們對總統個人的尊敬。
最耐人尋味的是，著迷著得最厲害的人竟是宗教領袖。這些人唸過神學，讀過聖經，應該比任何人更清楚人的罪性，更不應該被今生權勢弄得眼花撩亂。然而可嘆，他們不只未能免俗，且比常人有過之無不及。
白宮的主日崇拜也是我們囊中之寶，邀請講員我們最為關切的是：這人可以影響多少選民？禮拜會場可容二百人，賜誰入座也是大有講究大有學問。此外還有各種國家大宴，諸如為來訪的外國元首洗塵等隆重集會，我們都抓住機會，在最高法院法官、議員「 大使等等要人中，插入了一些對大選有利用價值的大目標對象，將這些人捧得神魂顛倒，而我們的目的便水到渠成，皆人歡喜。
還有一次我們邀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領袖和總統遊河。這位領袖在東北部和中西部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我們正需要爭取該兩地區的選民。果然，大家看見總統和這位他們所敬佩的領袖有如此朋友之誼，都紛紛投總統的票了。這兩區的選票被共和黨贏去，還是史無前例的第一次。
我並不是說這位領袖妥協了自己，而是指出，連一泣如此智慧、如此配得尊敬的好信徒也會被捲入圈套而不自覺。我也不是說尼克森是完全虛偽，因為他和各人、各團體的交往也有其誠懇之處，但一個事實無可否認：有權有勢的人利用權勢以保其權勢是必然之理，歸根結底，總少不了利用。
在獨裁專制國家內，官員誘惑信徒入其陷阱更是不擇手段了。馬列政權下的尼加拉瓜前任政府的內政部長設有兩間辦公室：接見宗教領袖和美國訪客的一間房子周圍放滿聖經和十字架的裝飾；接見本國幹部和社會主義國家來賓的房間則滿牆馬列口號，還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人的肖像。
我不是提倡宗教團體和領袖抵制白宮或是世上的皇宮和議會，因為這些政治所在之處，基督徒有責任去影響使公義可以伸張。聖經中的耶利米、阿摩司、彌迦、但以理等人是參政干政的最佳傳統，可是也有許多其他的先知不選皇宮而寧可飄流曠野。
信徒 (他人亦然 )可以從政參政，但必須謹慎明察陷阱。魯益師說：「 每個政黨必定潛藏的鬼魔，時時刻刻都準備好以聖靈的姿態出現。 」托爾斯泰又說；「 政府控制民眾必須抓住一個理性的基礎，於是都假裝自己乃是遵循人類至高信仰的訓示。 」
參政的幾個危險
讓我們再逐一思想參政最大的幾個危險。
第一，教會退化成一個利益團體，與其他利益團體沒有差別。
一九八○年雷根競選總統，出席一個教會右派組織的集會，新聞界指控他政教相混，他覺得沒有道理。教會不就是另一個利益團體嗎？雷根反駁，和工會與組織沒有兩樣。雷根的坦率可嘉，但言論可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教會不是一個利益團體，也絕不能讓自己淪為一個利益團體，與其他團體平排並列向國家爭取私利；否則，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教會便失去了她「 道德關懷的客觀地位，這個地位亦正是教會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的主源。 」
托格費爾亦警告說，教會一旦淪為一個利益團體而已，眾人便不再以道德標準而只是以政治標準來衡量褒貶教會了。美國教會的最優勝之處，托格費爾認為，乃在其與黨派政治沒有關連。他且指出，歐洲正好相反，而歐洲人民唾棄聖品人士與其說是因為他們代表神，不如說是因為他們與政權為友。
信徒參政第二個危險就是因得意而忘形。基督徒領袖見有那麼多的政治權勢不斷討好他們，很快便誤以為自己的確是了不起。有一個國際賑災組織的總長因大受 各國元首的歡迎而得意忘形，以為自己是人人愛戴的人物，不知道大家討好他是因 為他所代表的機關。這人很快便開始放肆，離棄了自己的家庭，為自己忠心服務多 年的慈善帶來極大的傷害之後終被革職。
這種庸人自大的另一個弊病是，教會領袖怕失去政界大人物的青睞，所以喪失自立不敢進諫。他們告訴自己，如果我表示反對，我便失去了再被邀請的機會，不被邀請又那還有影響政要的機會呢？似乎有理，但結果是適得其反。不敢進言的人與權勢為友之路，不錯，是保住了，但他們同時賠上了討伐不義的發言權。
如此這般，福音像是抵押給了個別的政治運動，隨著這運動的起落而沈浮。這是信徒參政的第三個，亦是最大的陷阱。教中人不論保守派或自由派都犯這個大錯，就是將屬靈的目標訂在政治項目上。
有人問一位基督徒右派領袖，如果民主黨當選一九八八年的總統大選，會怎麼樣？領袖認為簡直——不堪設想，「 我也不知道我們將要怎麼樣了， 」他回答。
一九八○年雷根當選總統後，一位循道會的會督說：「 我們不能完全歸咎右派的張狂，亦應怪責聖徒的軟弱。 」「 但如果信徒化失敗為力量，努力向前， 」他說，好日子終會來臨的。言中之意，如果你的黨派政見與會督的不同，你就根本不是「 信徒 」。
數年前，一個基督教大機構的著名領袖造訪第三世界某親美但獨裁的國家元首，受到宮廷歡宴的盛大招待。這位賓客受寵若驚，連連稱讚，恭維主人。數月後，主人被推翻，該基督教機構在該國的工作亦受誅連，勒令結束。
福音一有政治的聯結，牽連妥協是必然的。怪不得索爾 (James Schall)說：「 ……任何基督教的社會理論若想成功，必須基於以下真理：信仰切不可成為政冶理論的工具。 」因為福音一旦與政治理想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 )相連，必定漸喪靈力越來越走樣，最後教會終必淪為屬世組織。教會一與政治有染，政治世界的敷衍和今生的成功使成為教會的首務，福音的真理，福音的信息便被拋到五星雲外。教會一旦失去文化良心的身份，社會所受到的災害是十分可怕的。
我們前面已經看見過，三十年代的德國教會與新興的民族主義運動結盟，一位教會領袖甚至稱納粹為「 天恩神蹟 」(gift and miracle of God)。最後勇敢堅決反抗希特勒暴行的不是政治化了的眾教會，而是堅持純正信仰不肯與權勢妥協的認主教會 (Confessing Church)。
今日的解放神學亦同樣墮入了與政治聯盟的陷阱。一如許多基督教的政治運動，解放神學當初是出自一個崇高的理想。眼見在所謂基督教文化中的種種不義，神父和教會職員義憤填膺，群起組織民眾採取行動為受壓榨的窮人伸冤。慢慢的，政治變成首務，信仰貶為次要。不但如此，他們的組織起不了作用時，手段便越來越激烈。當信徒將貧富問題放在救恩之上，他們乃是標榜經濟決定論，思想患了致命之傷，以為神的國可通過政治手段來實現。這跟馬克思主義又有什麼分別？尼加拉瓜紅衣主教兼政府官員說得妙，「 一個完美的共產主義世界就是神國在人間 」云云
獨立不受沾染
參政陷阱既然那麼多，信徒是否索性不沾政壇最安全？我絕非此意，事實上信徒往往必須與動機不同但目標相同的人一齊努力合作，只是他們一定要時時小心省察自己的動機，自己的思想是否仍保持基督徒的記號，未受沾染而變質。比如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討伐納粹，一個信徒士兵作戰的動機，可能因為他相信他有義務站在公義的一邊，征討惡買滿盈的暴政，因為刑罪罰惡伸張公義，是神交給地上政府的責任。與這信徒士兵同在一個戰壕內的另一位戰友，卻可能是為自己國家的光榮或其他理由而戰。各人動機不一定一樣，但他們的敵人仍是相同，仍可並肩作戰。
信徒往往因為不肯妥協拒受沾染而受到別人的猜疑，即使和他們同站一邊，他們也不完全信任你，這是保持獨立不肯與政治結盟的人所要付的代價。只有絕對獨立而絕不受外界勢力所主使的教會，才有可能當社會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