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your own free website on Tripod.com

 

三自精神對中國教牧的重要性

前言:中國教牧的困難

        綜觀中國教會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基督宗教無論在神學、教牧上都遇見了極大的難題。若以教內的範圍、人數做為指標來評量,無論在哪一個階段:景教(王治心,1996:126-140)、也里可溫教(王治心,1996:179-189)、耶穌會(王治心,1996:198-208)、馬禮遜(王治心,1996:209-217)、當代(唐逸,1993:444-458),一般地說中國教牧要不是在人數、範圍上推展不開,便是處在國難時期下,「人數」(麵粉教之嫌)、「範圍」(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才得以展開短暫的局面。當國難結束、不平等條約廢止到現在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要抬起頭來了,我們才發現這局面其實根基不穩而且充滿危機的(蔣佩芬,1983:27-30)!

 

探索、歸因的嘗試

        我們不禁要問:原因到底在那裡? 

        是傳道人不用心嗎?恐怕沒那麼單純:歐美等「新派」充斥的國家地區,相較之下,我們不但在學術論文上面討論中國教牧問題的文章數量、質量上不會輸人,在實踐的教牧工作上更是不輸人地認真苦幹!是宣教策略犯下的錯誤嗎?好像也不盡然!與我們在殖民經驗、國家分裂等狀況都相類似,也是處在相同的世界體系宣教脈絡下發展起來的韓國教牧,似乎與我們的境遇大不相同!他們的信教人數對內比例)與傳教範圍(對外宣教)的復興不但是我們有目共睹,在屬靈與神學的建樹更是使我們刮目相看。

 
        提筆至此,我們該要作個正確的歸因了。讓我們先將問題攬在自己身上吧!就我個人的認知與接觸的韓國教會與同學,他們對於無論是美國、日本、德國、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壓迫是警惕且厭惡的。有一次吃飯時中國同學講起日文的幾個單字,同桌的韓國同學眼中馬上流露出的並不是對其語言天分羨慕的眼神,而是討厭與不解:有何種需要在中國人之間要講日本話?經過解釋之後才理解:作為日本殖民過的韓國人,他們不喜歡講日本話。我們反觀同樣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省民,卻對日文、日貨特別衷情。這現象也在宗教界發生。不僅是對日文,美語也是一樣,君不見英文聖經在教會界是因為會使用的人不普遍,否則它的權威性雖然小於希伯來、希臘原文聖經,在大家心目中可大大超越和合版!常見傳道人輕易批評和合版這裡那裡翻譯不好,卻不見自己在中文「鑑」、「賞」能力的高度是否足以作這經文批判的工作。

 
國家:獨缺的環節

        這些發現使我做一系列的思考、探求。我的歸因是:中國的教牧問題主要存在於與國家社會間鍵節鬆脫,甚至斷裂的影響下,使得基督新教一直處於洋教的地位,一直讓中國教牧只作為關起門來意義上的「中國教牧」,並未建立在全中國—無論國家或人民的意義之上;也就是說只有中國基督教內的教牧而不存在中國教牧!回顧中國在近、現、當代的現代化歷程之中基督教進入近代中國,基督徒一直扮演著積極的鼓吹者的角色固然沒錯,但是這過程明顯地奠基在船堅砲利的恫嚇與種族優越/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意識型態為本體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過程,也是不爭的事實。當中不但牽扯到傳統/現代、東/西衝突,最重要的是:當幾乎全體中國人民,自販夫走卒到貴族、知識份子,全範圍的、相對於帝國主義侵略國家之民族主義情感的民族主義,熱切維護民族自尊與民族情感的呼求在此過程挑旺起來了 ,外向性地要求民族地位與尊嚴的平等自由、內向性地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而且全民對國家(非政黨)的忠誠與效忠時,西方傳教士、中國教牧、基督徒不但缺席,反倒常常扮演反面角色!我們中國教牧人員儘管在對自己、家庭、社區居民等工作作得不比任何人差,但由於與國家這一環關係老是缺乏正確的處理與面對,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經驗之中,獨獨敗下陣來,使中國教牧人員一直很難在「全民」的範圍內探討教牧問題,只能關起門來自己談談。因未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時刻(critical moment)「站對位置」,上述中國教牧人員與中國基督徒一道站在反中國或無視中國近代國難的一邊,我們可以從幾項例子看出來:

 
        首先,在宣教士初期誤判而影響的情況下,對於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我們基督徒先是站在贊成的一方,爾後才因其信仰偏差而反對之,但這已經是一種反清(中國)的舉措;對於孫文革命的初期,我們卻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因為革命是危害列強蠶食鯨吞中國的利益的,而這恰恰是違反中國全體人民願望的 !更如新教到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本身對「領事裁判權」的倡議(見蔣佩芬,1983:62);其子馬儒漢不但加入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軍,更參與起草第一份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同前書,1983:62);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在1888年倫敦舉行的基督教傳教百年工作大會上的發言,聽起來和殖民、帝國主義者的論調並無二致:「在廣大中國土地下面,蘊藏著世界上最豐富的礦藏,這是偶然的嗎?上帝對於能提供全世界兩千年之用的這樣巨大煤田,沒有祂的旨意嗎?…現在中國是離我們很近了…整個中國已經向我們開放,現在靠著條約所給予的權利,我們手裡拿著護照,就可以很安全而舒適地由公路或江河,旅行到中國的任何一省」(同前書,1983:64);同屬內地會的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更在他所寫的《北京被圍目擊記》中詳細提及自己如何拿起步槍射殺和搶劫中國人的情形(同前書,1983:65);義和團事變所引來的八國聯軍,據英國目擊者普迪姆爾《庚子使館被困記》的記錄,聯軍不但搶劫、放火、姦淫,甚至禍及教民,且有欲強姦教會學校女生於宿舍者(見唐逸,1993:456);鞏韓森在《宣教事業與清末事業》中記錄:「尚書崇綺奔走保定,他的眷屬則盡為聯軍所據,驅逐到中國朝廷記天的神聖天壇次第輪姦以為戲樂,少長老幼無得免者(同前書,1993:456);日本甲午戰後進軍台灣省時,打開台南城門與台北城門的人均為某教會的人士:巴克禮傳教士與李春生長老;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某教會答應在聚會前後參拜神社與進行皇宮遙拜(見鄭連明等編,1965/1995:103,257;陳南州,1991:74~82)……等,對於無視無告的中國國難,雪上加霜的情形不勝枚舉!
 

        這種種事蹟,令中國人民自然產生疑問: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是愛上帝與愛人如己,甚至被要求得愛仇敵;然而基督教文明所培育起來的、為保護基督教在他國境內「自由傳教事業」的軍隊,乃至不少有「重生」經驗的西方傳教士,卻是如此充滿對同樣為人的中國人的仇恨行為,那麼基督教對中國、對中國人的意義或好處是建立在怎樣的脈絡、怎樣的光景下呢?中國人一旦成為基督徒,對家族、民族採取的分離式思考:不先靠主耐心努力在行為上作光作鹽來改變人心,準備受苦難、付代價(可13:13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反而在不求理解的境況下將一切不順遂歸因為逼迫等對立的情境,這樣的作法簡直是在屬靈征戰上丟盔棄甲!不與自己民族同存亡的基督徒,與在耶穌被抓當晚四散的門徒有什麼分別?畢竟,最後門徒悔改了,但是我們中國基督徒至今不敢不要面對這事!
 

        一句話,我們中國基督徒在皈依基督之後,給人民的印象是成為一個「國難時期的洋教信仰者」而非「中國基督徒」;也就如曾流行在中國的俗諺:「中國每增加一名(基督)教徒,中國便少一名公民」!歸正基督之後,恐怕除了傳教/拓展「版圖」 的熱切情感之外,其餘一切原生的情感幾乎完全割裂!反而我們與第一世界的思想觀、宗教觀與神學的連帶關係太近並且依賴得深刻牢固了。不僅如此,傳教精神、方法幾乎原單照收。事實上唯有我們努力讓基督事件與基督信仰在中國多民族脈絡文化下發生意義上的連結而非割斷,中國範圍內有「果效」的教牧才能成為可能!

 

三自精神v.s.中國教牧的難題

        這樣反省精神的聲音,其實在中共建政之前,早在民國時代便已經提出了(顧衛民,1996:442-473;唐逸,1993:460)。這樣的聲音形成了日後的三自 要求:自立、自養、自傳:在人事組織、經費、政策與教牧、神學上的獨立自主,以中國人的領受與亮光出發。這樣的策略或政策的必要與合法性,在飽受近兩百年國難的中國,是無庸置疑的。

 
        依我之見,三自精神是原則問題,說明了當代基督教在近代中國歷史近程裡的教牧經驗總結:如何讓基督教不再是洋教,如何讓基督的形象不再是金髮碧眼的白人,如何讓中國基督徒也具備中國的「公民意識」(就像美國基督徒當具備美國的公民意識、英國基督徒也當具備英國的公民意識一般自然)…這些唯有以三自的原則才能解決。 

        在聖經理,三自精神也是作為原則見於使徒行傳與保羅諸書信。因為我們不曾見過使徒的教訓超出福音真道與教牧原則之外,干預所創立的諸教會的經費、人事、政策等等方面的經文記載,反倒是在真理上多多地激勵信徒,甚至凡物公用時期也是信徒自行處理的原則下行事,使徒權柄只有在以主道教訓、督責人時才使用。這樣的模範使得使徒實際的形象是專一地祈禱傳道,而非庶務性地管理飯食(徒6:4)。

 
        在近代中國教牧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下,經過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而萌發的反帝、反封建風潮:要求肅清一切外國帝國主義影響,建立中國的主權(sovereign),中國基督教做為政治場域與宗教場域中的存在當然不能迴避這一要求!三自精神便是針對中國的社會情況具像化的解決方案,因為透過在人事、經濟與教牧上的獨立自主,一方面達到了上述清除帝國主義勢力的餘孽,一方面也使中國基督教獲取一個新的身份:「中國的基督教」。在合於真理教導下的中國神學反省、靈修、頌讚、禮儀,沒有道理要從頭至尾由非中國人來完成、完善,這是普世皆知的事實。將中國教牧獨缺的環節接上,只有實踐三自的精神,而且,不因政治氣候變遷而變化:就算有一天兩岸統一、世界對中國友善有好,所有「地下」教會完全地上化了,三自愛國會的名稱不在需要強調、存在而去除消失,這個原則不但不能也不應改變!

 
三自精神的誤用與危機

        然而,在明顯受帝國主義勢力影響的台灣教會與分離主義聲浪,不但錯誤地將三自原則運用在國族 之內與統獨之爭之中,實際上毫無反省能力地違反了三自原則,保持、加強與更深地依賴與外國差會關係,反而疏遠、將反省茅頭指向「中國」教會!同樣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拉丁美洲地區、韓國等地的神學家所提出的處境化神學,如解放神學、民眾神學,針對殖民、帝國主義迫害,反省的對象一直是第一世界,從未落在第三世界甚至自己國家當中,但是依樣畫葫蘆的台灣教會,卻用這些處境化的概念與詞彙,建立分離主義神學體系,這不但是學藝不精的結果更是理念論域標的之錯亂、錯置的畸形現象!甚至這樣情緒化、外表學術而內裡胡搞的意識型態也見於基要派、福音派的陣營之中。如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華人圈對1949年後中國教會發展史的「學術」著作之中,我們能見到的客觀學術描述與歷史之在呈現實在不多,但是籠統的二分法,情緒性、未加討論驗證的字眼:獨裁、極權、官方控制等等比比皆是!趙天恩等呈現出來的竟然仍然跳不出1988年學者對其觀點的批評 :「他將自己對於共產主義與自由派神學的反感強加於中國的情境之中,要從中國的社會—政治現實中幻想出他的神學與宣教學的關懷」!我自己的評語是:這本書其實像極了白色恐怖時期的三民主義課本或是反共文章,所有事件的來龍去脈的交代與歸因全部只指向:共產黨是邪惡的。作為一部應具備強烈嚴肅的反省企圖探討中國當代教會發展的歷史論述之中,存在這樣多明顯主觀、價值判斷的論述,其學術性價值與可靠性根本蕩然無存!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都一直是做為中國教牧的主流聲音存在於台灣、北美地區的教會之中,認真、嚴肅的糾正與反省聲音未曾聽聞!除非上帝對人類的福音,祂親自容許在對錯不分、未達目標不擇手段的方法與意圖下完成,不然我們在祂的面前總有要對這些歷史清楚交帳、對付的一天!這樣根本的、原則性的問題,深深期待中國教牧人員在主的光照之下得到應有的關注。由上述論述我們可知:三自精神這一原則弄對了,才能討論到實際教牧上的種種作法的正、誤討論與取捨。在中國歷史脈絡下,相信三自的重要性將會一直存在,只是盼望逐漸不再是「強調」的重點,這樣才代表我們彌補前人誤失有了具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