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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教會的良知─潘霍華
黃玉燕 摘寫


前言:
優越的亞利安主義,使納粹政權瘋狂殺戮猶太人,
丟棄僅存理性、揉碎最後恩慈之心!
連高舉耶穌之愛的基督教會也不例外。
潘霍華──德國教會最後的良知,毅然走上刑台,
至今依然向世人見證神的愛…… 

終局!

        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國信義宗的神學家、牧師,以叛國罪,在福洛森堡(Flossenburg)集中營,被處絞刑。臨終之前,他託人帶信給他的英國朋友貝爾主教:「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目擊執刑的營房醫生追述,他看著潘霍華在被帶到絞架之前,跪下來,禱告。「我深深為這位可敬之人所感動。如此虔誠,如此肯定神聽了他的禱告。」他描述:「抵達行刑地點,他再有一句簡短禱詞,然後勇敢鎮定地走上絞架的台階……。五十年來,身為一個醫生,我幾乎未曾見過一個人這樣完全地降服於上帝的旨意裡,從容就死。」

        三個星期後,希特勒自殺。5月7日,歐戰宣告結束。

立志跟隨耶穌

        一九四二年,在獄中,潘霍華寄給他親人、好友的聖誕禮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後」。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夥伴,關於他們願為之捨命的那一個理想:「我們曾經學習從社會底層,從那些被遺棄、被視為嫌疑犯、受虐者、受壓迫的、被辱罵的,沒有能力的……總之,從那些受苦者的觀點,來看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他對他們提出耶穌基督的榜樣:祂願意為維護世上窮人和被遺棄之人而冒死,且死於酷刑。

        從一九二○年開始,潘霍華家族即沉浸於反納粹的氣氛中;這家族一直與德國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抗爭。他們是德國高貴、富裕、典型知識份子的家庭,代表德國傳統自由思想的上層社會,崇尚個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責任。

        潘霍華的父親是當時學界權威的精神和神經科醫師,同時任教於柏林大學;這位受科學訓練的父親鼓勵孩子們獨立、自制、客觀的精神。母親是宮廷牧師之女,在信仰方面影響子女甚深,從小教導他們熟悉聖經、詩歌、基督徒信仰的傳統。

        在潘霍華身上,結合了父親客觀分析的性格和母親敬虔實際的精神,在這個可敬愛的家庭裡,他被撫養長大、受支持。潘霍華是個熱愛生命的人,看重誠實和自我的紀律,喜愛與人交往、享受人際關係的喜悅,愛好文學、音樂、藝術;少年的他,鋼琴琴藝精湛,是極具潛力的音樂家。

        然而,十四歲的潘霍華卻宣布他希望成為一個神學家和牧師;這震驚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認為教會服事是屬於那些器量狹小的布爾喬亞階級;他的父親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寧願讓孩子自己選擇。

        當他的家人批評教會不過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現得像個懦夫時,潘霍華閃過一個堅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變她!」

初步信仰實踐

        根據家庭慣例,潘霍華在杜平根大學修一年課後,轉讀柏林大學。大學時代的他,深受傑出教會歷史學家哈納克(Adolf Harnack)和信義宗學者侯爾(Karl Holl)的影響。

        哈納克看出潘霍華有潛力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卻致力於教義學的鑽研;「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是潘霍華一九二七年寫成的神學論文,當時他只有二十一歲。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與貧窮的猙獰面目相對,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步上正軌

        稍後,潘霍華回到德國,著手第二篇論文的寫作,以預備進入大學任教。「行動與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內容關於啟示的神學意義、哲學意義。分析這篇論文,可察覺出他在舒適的學院教職,和蒙召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並過一個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間,有深刻的掙扎。

        通過大學的委任後,潘霍華有機會到美國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研讀一年。後來,他描述這一年為「一段偉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嚴厲批判聯合神學院,容讓自由、人道主義的精神滲透其間,以致失去神學立場。然而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結交好友,常作討論,刺激他對社會問題的知覺。

        在聯合神學院的友誼深深影響他;他們引發了他對登山寶訓的專注。他也有機會由同學引介,親眼見到紐約哈林區的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後來,他把黑人靈歌帶回德國,分享給神學院裡的師生。另外有一位法國朋友則影響他超越自己國家的範圍,對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後,潘霍華在普世教會的聚會中,強烈倡導和平。

        回到柏林大學,人人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誰是耶穌?

        潘霍華與巴特在波昂大學相遇,成為好友。早在求學期間,巴特的著作已經吸引著他;他信任巴特對「如何因應教會與納粹主義之妥協」的成熟批判。而在學生們的印象中,潘霍華這位最年輕的教授常常直探問題核心,並與今日社會處境作相關聯的解釋、應用。

        在大學任教期間,他曾在柏林貧民窟教一班預備堅信禮的學生。為了更深入了解他們,他搬到附近住,拜訪他們的家庭,邀他們到山上退修,共度週末。

        不過,潘霍華的教學生涯卻因希特勒的得勢蒙上陰影。

        課堂上,他指陳教會已經偏差了,她太過於求自己的舒適和特權。他告訴學生,教會必須以敢於有別世界價值觀的勇氣,在耶穌基督裡,宣告自己的信仰,並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讓教會仍是教會!

        二次大戰前夕,德國境內許多基督徒採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他們信條的一部分。

        當時教會發言人葛魯納(Hermann Gruner)聲明立場,表明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華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國教會國家主教改選;面對當時教會與社會政教不分的現況,潘霍華疾聲呼籲:「讓教會仍然是教會!」然而,德國基督徒還是選了一個親納粹的人──穆樂(Ludwig Muller),為國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外祖母,坦述:「這是德國國家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真正的衝突,這衝突越早公開化,越好。」九月,衝突正式發生。在「布朗會議」(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著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這條款使德國復原教產生分裂。

        布朗會議後,潘霍華很快和另一位牧師朋友成立「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人簽名,但是教會主教們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然而,一九三四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轉換戰場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刺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然而,潘霍華卻未曾放棄對抗納粹主義,他期望從倫敦對德國親官方教會施以外界的壓力。他被委任為國際教會聯盟的青年祕書,鼓吹教協對反納粹採取強烈立場。

        潘霍華在英國的活躍,使他與英國主教喬治•貝爾(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誼。他的努力於一九三四年,在丹麥芬諾舉行的會議中得到積極回應。

追隨基督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爾海的地方,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主持一不被德國納粹政府認可的神學院。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潘霍華這期間的講道集,成為後來著名的《追隨基督》一書。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蓋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關閉了這間神學院,即使祕密教課也不成功。

        但後來,《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書出版,書中記載了神學院裡的生活。潘霍華認為需要推動真實的基督徒團契生活,不然,就不能有效地見證,也無法抗拒國家主義者的意識形態──這是德國人已經屈從的。

我的兄弟亞伯在哪裡?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教會領袖是否為猶太人說話,成為潘霍華衡量教會會議成功或失敗的準則。

        「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問。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主教們缺乏膽識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或譯不能自辯的)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認信教會會議的結果,讓他大失所望。教會仍無法勝過向納粹低頭的危機!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華,感覺他是一個「沒有教會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響認信教會採取英勇立場去對抗一個邪惡政府!而在普世教會聯會裡,他也不能說服他們除去德國官方代表在會議中的席位,於是他辭去青年祕書之職。

        是年11月9日,納粹反閃族的瘋狂行動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著德國群眾打破猶太人的住家、商店、會堂的門窗,以殘暴對待猶太人。

        這一晚,潘霍華離開柏林。教會在這一場嚴重的傷害裡,不名譽的沉默,使潘霍華極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國一趟,再思他對認信教會的委身,以及他反對納粹政府的這個執著,而聯合神學院的師友們,熱切要救他脫離淪為納粹政府異議份子的命運。

        然而,國內那些對納粹政府持異議、受迫害的牧師,卻使潘霍華中斷他在美的行程。當德國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時候,為什麼他要去美國呢?於是他立刻決定回國,去國僅一個月。

        潘霍華寫信給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我必須與我本國的基督徒,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時期。假如我不能與我的同胞一起面對這時候的試煉,我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生命的重建。」

        回國後的潘霍華,被禁止教學、講道,亦不准未經審核而出版文字,並被命令定時向警察報告。之後,他參與了祕謀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納粹政府倒台,恢復德國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總部設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裡潘霍華繼續寫作。《道德論》(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後人結集成書──就是在這段日子,針對德國國家危機,及基督徒倫理生活建設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華仍譴責教會沒有為弱者發出聲音,也沒有及時幫助受害者,他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鋃鐺入獄

        潘霍華同時參與私運猶太人出境的勇敢計畫,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納粹份子兩次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潘霍華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軍方監獄。其時,納粹以逃避徵兵、參與私運猶太人,以及先前不忠於國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裡,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開;瑪利亞同意這些信的內容在公元2002年才公諸於世。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7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殺希特勒的計畫又告失敗。之後,潘霍華淪為主要調查對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奧茲(Buchenwald)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真正的開始

        最後那些日子的紀事,只能從獄中同伴,一位英國情報軍官貝斯特所寫的書得知片段;他們同為獄中要犯。貝斯特這麼寫著:「潘霍華是我所見過的極少數人當中,他的神是那麼真實,而且一直與他親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經判決。

        4月9日,他們被帶到一個小小鄉村,一所作為臨時囚房的學校教室。

        在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著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著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

        「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