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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居權風波

 

        自回歸以來,關於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利問題,一直是城中爭論的熱點。在這幾年間,發生了不少事件,使爭取居港權份子與香港政府及市民的誤會日益加深。政府提請人大釋法一事,撤底摧毀了爭居權者對政府的信任;而部份激進份子於人民入境事務處縱火一事,則使爭居權者民心盡失。到了最後,爭居港權者與反對他們的政府及市民均以為自己有理、甚至覺得自己受到了冤屈。此刻的論戰空前情緒化,謾罵多、討論少。

        在這一篇文章,筆者會嘗試以中立的立場反思整件事件。本人會指出雙方論戰的部份盲點,然後指出整件事件的真正問題所在,並嘗試對讀者提出回應事件的建議。

 

常見的思想盲點

        隨居港權的爭論日漸白熱化,論者的情緒日漸激動,最後雙方皆聽不進對方的言論。這麼一來,爭論自然會流於自說自話,雙方也會各執一詞、並各有各的盲點。

        一、忽略爭居權者:一些人討論居港權事件時,似乎沒有真切想從爭居權者的角度想問題。比如一些人會認為爭居權者可以在家鄉與家人團聚,從而認為他們不能家庭團聚為理由爭居港權。這些想法一方面忽略了他們的權利,另一方面也輕看了回鄉團聚的難度:畢竟爭居權者於香港的親人在香港已立足了一段時間,他們在家鄉沒有戶籍、也人生路不熟,你叫他們如何立足?而他們部份在香港的親人乃老弱傷殘,回鄉團聚的建議對他們也不適用。

        又有部份有親人於內地的市民認為爭居權者的行為是在「打尖」,認為他們回內地排隊取單程證才是公平的做法。這種說法有他的道理,卻忽視了己成年的港人在內地子女根本沒有申請單程的資格。

 

        二、忽略實際問題:一些爭居港權份子堅持所有在內地的港人子女均應馬上來港,這要求有合理的理由,卻是忽略了社會的承受能力。雖然港人在內地子女的真正數目,政府與學界的答案不盡相同。然而,我們可以相信那不是一個恐怖的數目,卻也不應天真的以為那是一個小數目。

        爭居權者不應指責一切對現實的考量均是自私的。無疑部份香港人的考量真箇是以自己為中心,但事實上不少對經濟問題的考量都是合情理的。至少,當香港經濟出現問題,首當其衝的會是窮人,而非所謂的自私有錢人。新來港人仕於香港沒有甚麼人際網絡,很自然會成為第一批受害者。

        爭居權者倘若一下子可以全部來港,他們很可能會馬上陷於赤貧之中。那麼,他們不應爭取全部馬上來港,而應該爭取改革現有移民香港的制度、使之更公平合理。

 

        三、忽略現有政策的缺點:在關於居港權的爭論中,爭辯雙方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爭居權者應否留港此一問題上,鮮有真正關注到現行政策的潛在問題。反對爭居權者的人很多都以為只要將爭居權者全數遣返,問題便可一了百了。而爭居權者大多只關注自己的居留問題,缺乏對現有政策的關注。

        筆者以為,現有政策的缺陷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些缺陷若不修補,問題不會不了了之、反之,隨著內地與香港的交往日益頻繁,問題只會日益嚴重。

        到回前為止,單程證的審批權只屬於內地的公安部,香港政府對此是無權置喙的。而內地審批單程證的制度,仍未算是公平合理:此制度缺乏透明度,也有貪污舞弊的問題。而如前文所述,部份港人在內地的子女因已經成年,沒有申請單程證的門路。成功申請單程證的人,將會喪失家鄉的戶籍,倘若他們在香港的生活出現問題,也將會後無退路……

        若所有港人在內地均可馬上來港,社會也許沒法承擔;但若他們長期與在港的親人分離、甚至沒有在港團聚的可能,這也會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兩個情況我們均需考慮。

        我們是時候正視政策的問題,企圖全面接收或全面堵截港人在內地子女來港皆是行不通的。我們認當督促及協助政府建立一套公平公開、合情合理的機制,以取代目前有缺陷的制度。

 

居港權事件出了甚麼亂子?

        居港權風波到了現今,己成為情緒化的混戰。在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刻,不少人都喊錯了口號、問錯了問題。比如爭居港權份子在上次終審法院宣判後,指責終審法院不公,其實是罵錯了對象、令自己蒙上「輸打贏要」的污名。而一些人極力指責爭居權者甚至新來港人仕是騙福利的懶人,其實這己經離題,甚至有岐視之嫌。

        那麼真正的問題在於那裡?筆者認為,在事件中政府、爭居權者及市民都曾犯過錯誤。我們若把關注點放在空洞的口號上,或是在誰是自私、誰是懶人、誰是輸打贏要的爭論中,恐怕只會見樹不見林。

        一、政府的問題:爭居權者批評上次終審法院的裁決不公,那實在是冤枉好人。法院只能夠依法辦事,即使是法律出現了問題,他們也只能無可奈何的跟隨法律的錯誤。要批評的話,我們也只能說那是法律的錯,不能錯怪法院。

        而這次,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於香港政府提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

        筆者認為,政府此舉乃一大失誤。事件觸發了香港的憲政危機:倘若基本法本身不能自我詮釋,而需靠人大釋法,那麼我們也會擔心基本法是否真的那麼基本、也會擔心究竟這會不會做成法上有法。

        有人認為提請人大釋法,可以瞭解立法者的原意,從而減少法律條文不合理之處。但是倘若當初的立法者己各散東西、甚或經已離世,那又該怎辦?最終政府還是需要建立修改基本法的機制。然而,這一次政府卻選擇了一條容易的路,實在令人憂心。

        政府的做法大大打擊了爭居權者的信任。政府在回歸初期,曾承諾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法處理港人在內地子女的問題,然而最後政府的立場卻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並提請人大釋法。爭居權者亦因而有被出賣的感覺,而以後政府的提議,即使是善意的,也為爭居權者所反對。

        這樣一來,理性討論的空間己被窒息。政府自釋法後,採取了強硬的立場,似乎沒有意思接受各方對現行政策的意見。而爭居權者信心盡失,也似乎沒有興趣來甚麼理性討論。

 

        二、爭居權者的問題:本來,爭居權者本身有著一定的理據。即使他們一直不為大部份市民所接受,最初仍有好一部份市民的同情。然而,他們最終卻使自己失去了本來已有的支持。這實在令人感到惋惜。

        當居港權事件愈鬧愈大之際,爭居權者似乎也失去了理性及耐性。當爭居權者的情緒愈來愈激動之際,激進份子的叫嚷聲也愈來愈大。後來終於發生了入境處縱火案,而爭居權者的形象也如江河日下。到了後來,爭居權者愈來愈激動,亦因而往往不能抓著問題的核心來回應。比如早前他們批評終審法院判案不公,要求政府以酌情權讓他們全數來港,就使他們落得「輸打贏要」的污名。諷刺的是,這剛剛正是他們先前對政府的指控。

        倘若爭居權者能夠保持冷靜理性,能夠針對政府釋法此一錯失而提出訴求、並制止激進份子的行動,至今他們的際遇或會不同。

        誠然,爭居權者面對政府出爾反爾的釋法,感到憤怒自是難免。但他們讓情緒操控他們的行動,而沒有理性的為社會及自己打算,這麼他們總得為他們的失敗負上一定責任。

 

        三、市民的問題:在近幾十年,香港人都有著很強的本土意識。那就是說,市民大都自覺為「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亦因此,內地人對於市民來說,乃是外人。一直以來,香港市民皆對從內地來的新移民施以白眼、存有戒心;他們輕則嘲笑新移民為「阿燦」、「鄉下仔」,重則指責他們為掠奪香港社會資源的「懶人」或「投機者」。

        即使在經已實行一國兩制的今天,市民也沒有因「一國」而認同內地人。反之,隨著居港權事件的白熱化,市民對內地人的反感有增無減。即使是與爭居權者無甚關係的新移民,也往往成為市民指責的目標。新來港人仕濫用福利,或是現今福利制度鼓勵懶人來港這一類的無理指控,經己屢見不鮮。

        然而,事實又是否這樣呢?至少,香港大部份領取綜合援助的人,是老弱傷殘而非一些人所認為的新移民。新移民中領取綜援的,又大多是初來香港的。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新移民申請綜援的比率之所以高,是因為他們人生路不熟而非因為他們特別懶。至今筆者可以肯定,沒有統計數字可以證明新移民特別懶惰:這不過是一些人基於偏見而作的詮釋而已。

        倘若市民對於無甚關係的新移民的偏見已是如此的深,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對爭居權者的岐視會有多嚴重。亦因為如此,不少市民其實只是希望將爭居權者趕離香港,並天真的以為問題這隸便可以迎刃而解。至於政府釋法的問題,或是現行人口政策的缺陷,大部份的市民對此都漠不關心。

 

可行的回應

        在前面的篇幅中,筆者嘗試分析錯綜複雜的居港權風波,從紛亂的意見中找出真正問題的所在。在這裡,本人會提出對居港權事件一些可行的回應,期望這能夠在混亂的紛爭中開出一條新出路。

        正如前文所強調,居港權問題的核心所在,乃是在於現有不健全的制度。我們在批評政府釋法之餘,實在有需要倡議一套可行的法制。民主派及教會其中一個最大的弊病,就是批評多、建議少。假如他們只能夠提出反對,只能夠以反題的形式討論問題,那麼大眾會以為他們「有破壞、無建設」:縱使很多時侯真理是站在反題的那一邊。民主派人仕及關心居港權事件的基督徒,實在需要於政策研究上多花工夫。我們需要使大眾的焦點離開吵吵鬧鬧的爭辯,叫他們正視現有政策上的問題;而要如此行,我們一定要有能力提出比現有制度更好的政策,好讓大眾能夠肯定出現問題的,是政府的政策而非爭居權者的品格。

        在向政府提出訴求的同時,各界人仕也可以動用自己的資源提供社會服務。比如我們可以加強對新移民及將來港人仕的服務,從以減少他們對社會及政府造成的負擔。提供服務,我們可以主動,毋用被動的等候政府的行動。良好社會服務也可以減少政府的憂慮及負擔,並消除市民擔心爭居權者分薄社會資源的疑慮。

        在這個岐視內地人的社會,我們也很需要有人擔當復和者的角色。而筆者相信,這是教會有責任有能力擔當的。不論居港權事件誰是誰非,社會經已被嚴重分化。市民、內地人及政府間的互不信任,經已觸動了眾人的緊張神經。任何關於居港權、新移民或是其他內地人的爭論,往往都會以罵戰收場。當我們建立更良好的政策之際,復和的行動也是極其重要。我們需要解決問題,卻不要追究責任:此時此刻我們實在需要有勇者促進市民及內地人間的諒解,尋求復和。

 

後記

        居港權的風波,相信乃是香港回歸後最燙手的山芋。我們實在需要結束情緒化的罵戰,以務實的作風正視問題。但願各界人仕能夠放下成見,解決現有政策上的盲區,並積極尋求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