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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對錯的兩個盲點

        不論是討論國際大事,或是個人圈子中雞毛蒜皮的小事,倫理討論也是免不了。不論我們是討論國際間的大事大非,或是討論朋友間的誰是誰非,我們都是在作倫理討論。因此能夠以理性中肯的態度討論倫理,並不只是倫理學家的專長,而是每一個會討論對錯的人應有的責任。

        很可惜古今中外,皆鮮有真正理性的倫理討論:爭執才是論理討論的永恆。其中一個原因,是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同的觀點、理論及前設。由此而來的爭執,也是難而避免。然而據筆者年來的觀察,不少倫理討論的爭執皆是可以避免的:不少倫理爭拋都不是源於價值觀的衝突,而是源於一些討論上的盲點。

        筆者不是倫理學的專家,甚至沒有受過人文學科的訓練:本人欲提出的兩個盲點,都是觀察得來的。筆者甚願能有有識之士撰文補充,好讓本文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解釋等同稱許?

        不少人討論倫理問題時,其實只是將某件事件的因由解釋一次。他們以為當某件事件能夠有一個解釋,就意味著那件事是合乎倫理的。

        然而這卻是對倫理的嚴重誤解:倫理是對某一件事的價值判斷,而不是判斷某一件事的可行性。那就是說即使我們證明了某一件事本身有很大可能會發生,我們不能因而認為該件事比較合乎倫理:當然事情的可行性及來龍去脈可以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但這等影響卻不是絕對的。

        舉例來說,一位值夜班的醫生在值班時間一睡不起,沒有理會病房來的傳呼,最後引致病人失救致死。該名醫生在聆訊時卻提出證明,指出自己患上嚴重的睡眠窒息症,以致他在值班時間容易打瞌睡。假如該名醫生以此為理由,要求院方不能處分他,這要求是否合理?事實上睡眠窒息性的患者的確容易打瞌睡,在夜闌人靜之時更是如此。然而,作為一個醫生,他卻是有責任在當值期間迅速回應傳呼,第一時間搶救病人。在這個大原因下,這位醫生始終是錯了。當然他的病情值得被同情,而他的失誤亦比畜意犯錯者輕微。然而,他的病只能改變其錯誤的程度、影響事後的處理,但是卻不能使事件的本質由錯誤變為正確。

        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有一些人以當時學生組織的混亂為理據,認為中國政府武力鎮壓恢復秩序是正確的;在九一一事件後,有反美人士因著美國多年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欺壓,對恐怖襲擊拍手叫好;而在美國對阿富汗動武時,不少美國人本於對恐怖主義的反感,支持政府出兵。無可疑問,維持穩定、反對霸權、掃除恐怖主義等都是正確不過的事,這些也能夠(在某程度上)解釋到這些歷史悲劇為何會發生。但是,假如我們因而認為武力鎮壓、恐懼感與窮兵黷武也是合乎倫理的,那恐怕已失諸過份推論。

        任何一件事,即使是最錯誤的事也有它的理由。而在當代複雜的社會環境,沒有一個團體或個人能真箇是完全美善或不值一文:他們大多既有美善、亦行惡事。那就是說人人皆會有自己的解釋,但人人皆有其惡。很多時我們若以解釋為稱許,勢必造成不同群體個體間的衝突。若我們能明白解釋有異於稱許,我們便能發現不少所謂的倫理爭拋,其實只不過是意見並排而已。

壞人的敵人就是好人?

        倫理討論的另一種盲點則更為明顯,可是也更為普遍。毛澤東曾有一句話:「凡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今天或許不會太認同這句充滿鬥爭色彩的話,卻可以在作倫理討論時不知不覺的遵行了它。

        持這種觀念的人,往往會以為這世界是黑白分明的: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簡單的世界觀,也可以是因為他們抗拒某些人至於你死我活的地步。不論這觀念是從何而來,世界事實上並不只是黑白分明。不論是義人還是惡人,兩者都不是單元的群體:義人與義人不和、惡人之間黑吃黑,兩者在現實生活中並不罕見。更何況如上文所言,這世界上從沒有個體或群體能完全代表正義。這麼說,一個指責惡人惡行的人,並不一定正義、其立場也不一定正確。倘若我們將壞人的敵人都看為是好人,或是將好人的敵人都看為壞人,那未免將問題過份簡化了。

        若我們再以六四事件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少評論也犯了這種錯誤。前述有人以學生組織的混亂肯定政府的鎮壓,這不單只是以解釋等同認許、也是盲目的將壞人的敵人視為好人:因著學生是混亂時局的壞人,作為鎮壓者的政府便是正義之師。但即管學生們真的是壞人,那真的代表中國政府無比正義?我們即使假設鎮壓是無可避免的,在技術層面上我們仍然可以質疑政府是否是否採用了過份的暴力:四五事件時政府也只是使用了木棍,怎麼到了六四便要用上坦克車?更何況鎮壓並不一定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而在學生運動的代表身上,我們可看到這種觀念的壞影響。十數年間,我們可以看到流亡海外的學運份子不遺餘力的批評中共,卻鮮見他們作自我檢討。他們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自視為中共這頭「惡魔」的敵人,並以受害者及正義之士的角色為自己定位。結果他們近年浮現了不少問題,時有內爭的傳聞、又幹不了甚麼大事,實在教關心國是的筆者感到唏噓。

        我們或許可以在美國近日的遭遇學到功課。教這個超級大國頭痛的塔利班政權及富商拉丹,原來皆是美國一手扶植的勢力:兩者皆在前蘇聯入侵阿富汗之際得到美國的援助。此乃美國當年為了打擊蘇聯這頭號敵人的對策。然而,美國當年卻無視極端伊斯蘭組織與美國潛在的衝突:只因為他們是蘇聯的敵人,便慷慨支援。當年美國視「壞人」(蘇聯)的敵人(塔利班、拉丹)為好人,歷史卻証明此等想法之錯謬,叫美國大吃苦頭。

        將壞人的敵人視作好人,或是將好人的敵人視為壞人,有時或許是真的。但很多時這只是天真的猜想,或是出於意氣的一廂情願。

總結

        很多時倫理討論皆會涉及是非,甚至是責任的問題。人的天性往往是不肯去面對困難,亦因而在倫理討論時容易變得不理性。要是我們容讓誤解在討論中發生,總會某方感到委屈:這樣輕則令真正的問題難以解決,重則能令討論轉化為情緒化的謾罵。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留意倫理討論中的盲點,以確保倫理討論能以理性中肯的態度進行。